數字化驅動全面化，賈康等專家暢談一季度宏觀經濟形勢

4月18日，論壇主題為「加快全面數字化，驅動全面現代化」的2021年第一季度宏觀形勢分析會在北京舉行。

本次論壇主要聚焦於數字化經濟、現代化建設、宏觀經濟形勢分析等熱點話題，參與發言的專家包括賈康、周天勇和黃劍輝等。

賈康：唯改革創新者勝

在會議主題演講中，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財經部原財經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重點談到了他對財經數字化、智能化升級發展和人才需求、人才培養方面的基本看法。 

賈康表示，一季度經濟數據完全合乎原來的預料，今年二三四季度會逐步下降。2020年和今年一季度數據相結合後與2019年相比，年均增長速度是5%，預示著年均化速度還有提高的空間，中國的復工復產正進一步按高質量發展的軌道運行。

賈康指出，數字化時代的創新發展正日新月異，特别是人類在人機互聯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我們有若幹數字化平台頭部企業在海内外都取得了影響力。但在繼續堅定不移地支持數字平台企業創新發展的同時，也要解決在運行中間出現的一些偏頗，比如二選一被認定為壟斷，糾偏的同時要進一步的推動中國本土數字平台企業創新的潮流。數字化財經稅收管理，推進財經作為基礎和重要支出來服務和打造數字化的政府管理和政府治理，這是機遇同時也伴隨著一係列的挑戰。

人類社會發展時代特徵和生產力，是從舊石器時代，到新時期時代，到信息時代，這是第一列。第二列是從生產力的視角勾畫不同時期傳統的生產力要素里人類運用工具的進步，運用這種工具可以做的更加升級的開發。第三列是這樣的發展所形成的人際關係的變化。我們目前的生產力已經推到半導體概念之後的移動互聯、萬物互聯、智能化、共享經濟，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更多的特徵是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之下，在繼續推進全球化的過程中間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完成中國的和平發展、和平崛起。

賈康認為，我們有新經濟的後發優勢，也要警惕漸進改革中制度供給視角可能出現的「後發劣勢」。中國的經濟社會轉軌，還要注意漸進改革路徑依賴情況之下可能有一種制度方面的後發劣勢。

在中國現代化歷史命運中唯一選擇就是認定唯改革創新者勝，在改革的深水區，制度創新要承擔打開科技創新和管理創新巨大潛力空間的龍頭作用，從中國的轉軌視角上看，制度高於技術。這些事情如果我們處理得好，中國繼續超常規式的發展完全有客觀條件，加上我們的主觀努力，中國會以中高速，也就是比美國高1倍以上的速度，比歐洲和日本高3倍以上的速度成為發達經濟體。

對於財經數字化和智能化升級發展方面的人才需求，賈康認為至少三大維度：

第一個維度，政府財經管理部門要實現數字化和智能化的升級。第二個維度，企業和產業的數字化和智能化的升級發展。以新基建為支撐是有可能再上台階的，新基建就是跟數字經濟發展支撐。第三個維度，數字化和智能化的發展。

賈康表示，人才需求至少有三大類型：創新型人才；成果應用型人才和技術型人才。中國越來越多的從業者會納入這三個層次的人才培養，從規模上來說是從成億人的底座，到百萬人這個數量級的中層，再到最高端領軍人才，我們都不能少。

賈康認為，在現代化推進中，財經數字經濟人才大軍的培養，要把中國的國民教育與職業教育進行培養。要在多樣化的人才培育方面消除有明顯偏頗的國民教育，不能忽視職業教育。我們的數字經濟所需要的人才絕對不限於院士、教授這樣的高端專家，上下南北中、工農商學兵，無不需要掌握數字經濟技能的從業者。怎麽樣適應經濟社會的需要，就是在我們追求高質量發展中間，要儘一切可能，卓有成效的培養出數字經濟人才大軍，這是我們當代教育人才培養的一種重要任務和使命。

為此，賈康提出五大建議。

第一，在支持數字經濟人才的過程中，要在教育和科技領域深化配套改革，教育改革、科技改革應該動真格，推動我們的國民教育和職業教育健康發展，推動科研體係更好遵從科研規律，適應現代化需要。

第二，在我國的本科研究生，還有中職、高職這種職業教育不同層面上，要積極豐富和數字經濟有關的專業，計算機科學的原理到硬件、軟件、維修操作、網絡服務、相關對象領域，比如特定的制造業對應到農業、礦業、服務業、金融業等等，要更好的豐富學科，培養適應人才。

第三，在「有教無類」的廣泛性上要加入因材施教的針對性，要及時發現天才的苗子，不論是神童還是大器晚成者，只要表現在某個階段上，他的潛力突然發現了，釋放出來了，特别優異就應該推薦升級進修。

第四，國家財經部門對於數字化、智能化教育和培訓的支持要進一步強化和優化，結合重點攻關項目，結合數字經濟人才培養的新型舉國體制事項上面，並考慮機制上面要加上創新，使有限的財政資金發揮放大作用。

第五，結合「新基建」和相關的綜合開發，對接到PPP等政府社會資本合作的機制創新，鼓勵引導社會資本、民間資本開辦教育機構，開辦培訓機構，組織教育培訓活動，支持數字經濟人才的培養和湧現。

黃劍輝：應將螞蟻金服信貸技術應用到大型銀行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民生銀行研究院院長黃劍輝表示，我國今年和2019年一季度的平均增速5%左右，比2018年之前的增速還是偏低的。

面對偏低的增速，同時又要加快實現現代化進程，財政政策今年赤字率3.6%降到了3.2%比較穩妥。他主張貨幣政策基本上應該大體保持2020年的力度，因為2018、2019年去槓桿背景下，貨幣政策有點偏緊，應該按照《政府工作報告》確定的松緊適度的基調，將M2的增速保持在10%左右，從而適度壓低市場利率。因為中國以生產為主，讓企業增加資金的有效供給，使廣大的工商企業獲得的利率適度的降低，從而降低財務費用，比較適合中國市場的特點。

黃劍輝認為，中國未來的創新關鍵是「數字化」三個字，中國能不能邁向發達國家，超越歐美，關鍵在於抓住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浪潮，實現數字化的進程。「十四五」和未來一段時間，是數據生產力的崛起，數據成為主要生產力的動能，也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數字生產力同時也需要有新的生產關係來治理。

展望未來，其他領域也需要加快數字化，比如金融數字化。「十四五」期間經濟發展的特徵主要是「三新」：新發展階段、新發展格局、新發展理念。整個「十四五」期間，我們開啓了現代化的新徵程；在供給需求生產消費，國際國内方面也都呈現了新的格局，以國内消費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的態勢。

關於數字化的特徵表現，黃劍輝認為體現在八個方面：創新驅動、普惠協調、多方協同、安全可靠、以大眾為重、開放共享、競爭有序、智治善治。

在「十四五」的背景下，我們金融行業如何加快實現數字化？黃劍輝認為，在金融領域，要引入有效的制度供給，轉變監管職能，從而打破供給的意志，優化供給結構，提高市場效率。從引入有效制度、改善供給制度入手，並從監管、供給、需求三個方面發力來實現聯動，才能為金融業的發展創造制度環境。

黃劍輝表示，有了制度環境後，具體金融改革的運作還是要回歸金融的本質。回歸以後，在數字化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背景下，需要在金融行業引入平台戰略，實施平台化管理，才能打造一個未來型的銀行、智能型的銀行和數字化的銀行。

黃劍輝表示，「我們就金融行業如何實現數字化進行了係統研究，2020年研發了一個21世紀新型數字化平台化的資本市場，這個資本市場跟目前的上交所、深交所有本質不同，主要是歸納幾個方面：

1.未來型的數字化的資本市場應該是一個公司化的，而現在的上交所、深交所是會員制的。

2.目前券商、律所、會計師等中介機構都是受一個準備申請上市的企業的僱佣。我們建議未來要颠覆這個模式，就是改為由公司化的交易所，就像滴滴打車負責聘請中介機構，代表股民去審這個上市公司，才能從根本上避免假報表、假審核的問題。否則的話，一個準備上市的企業，他自己去聘中介機構來去審核這個報表，從制度安排上，是有根本性的缺陷。

3.我們建議構建一個保險池，準備上市公司申請一個信用保證保險，從而由交易所構建一個保費池，作為股民有損失的時候一個彌補。

4.整個漲跌停板不是按照現在上交所漲10%，跌10%，不管任何企業ROE本身的高低都按10%，而是按照不同的企業他的ROE，PB、PE再計算出來他持股的分紅股息率以後，不能低於同期的國債，作為股價的一個漲停板。

5.準備上市公司的董事監事要用自己的房產來進行質押。作為對自己的一個申請上市公司的資信的一種保證。」

黃劍輝指出，通過這五條防線，來構建一個全新的滴滴打車式的資本市場，從而實現優質民企都能很好的上市，讓天下的民眾都能分享國民經濟增長的成果，這樣一個新型的資本市場是有高效率、高質量、高收益、制度成本低、交易成本低、投資風險低的特點，用新的思路、新的定位、新的技術、新的體制機制，從而實現市場化、國際化、數字化、法制化。

在融資方面，銀行也要構建一個區域性的基於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技術數字化的信貸市場。其實就是放大版的螞蟻金服，把螞蟻金服這種做小微信貸的技術應用到大型銀行，供給端是各類商業銀行和融資機構。需求端就是廣大的民營企業，同時構建輔助性的增信機構來做支撐，實現將整個中國銀行業的運作，把螞蟻金服這種技術引入以後，放大版的由正規軍做，從而促進傳統金融也能實現數字化、平台化運作。

農村金融方面，圍繞農村基礎設施、農業現代化、農民個人金融需求，這樣一個「三農」的需求，構建一個各類農村金融機構，包括農信社、郵儲、政策銀行、農發行、大型的商業銀行、非銀機構，整個構建一個新型供給段，中間也是一個多元化的產品，數字化的技術平台作為支撐。

這三個方面，數字化的資本市場，數字化的信貸市場，加數字化的平台化的農村金融，構建一個覆蓋廣大的中國的城鄉，資金的短缺方和資金的盈餘方都能通過高效的數字化的資本市場，數字化的信貸市場來實現很好的多對多地匹配，從根本上破解籌資難、籌資貴、融資難、融資貴這樣長期沒有解決的問題。

周天勇：推進二元體制向社會主義一元市場經濟體制並軌

東北財經大學中國戰略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原副院長周天勇表示，「我國今年1季度GDP實現了18.3%的增長，全年的GDP增長速度，我們還是會調高到8.9%。」

中國經濟增長為什麽在今年第一季度取得較強的反彈，周天勇認為有四個因素：一是從波動的技術性分析看，主要是經濟下落幅度大後反彈力度也大；二是對於疫情，中國採取了先控制疫情、再恢復生產的管控，其他國家採取了先群體免疫、再自然恢復的策略。現在看來，後一種方式先期成本似乎很大，但實際經濟恢復較快。三是中國GDP服務業比例為55.4%，工業近38%，農業6.6%，疫情對工業和農業以及服務業比例影響較小，而對服務業比率在80%左右的歐美日經濟影響較大。服務業，不僅僅是商業旅遊等業，最重要的是影響了物流業。對這此國家的工業生產的產業鏈條發生了斷裂的影響。而群體免疫，使在產業工作的工人就業也影響不小。四是由於發達經濟體工業生產受到影響，疫情需要相關物資的生產短時期供應緊張，世界許多需求面向中國，中國也因門類齊全、分配協作產業鏈緊密，出口一季度強勁增長49%。當然，也有去年基數低的反彈因素在内。

周天勇表示，從最基本的增長潛能看，我們需要從改革尋找增長潛能。我們已經到從二元體制向一元體制並軌的改革階段。其實最大的體制轉軌國家就是中國，剩下有俄羅斯和東歐一些國家。現在來看，我們從所有制和市場經濟耦合的情況來看，勞動力和資本所有制與市場化運行的耦合還可以做到基本能夠運轉。但是，現在主要扭曲和摩擦在於土地國和和集體所有制形式與市場經濟運行在安排的土地所有制内部結構上還是有摩擦。

周天勇認為，我們是先從一元計劃體制向二元計劃與市場並存釋放，即市場部分發育和壯大；後是從二元計劃與市場並存和膠著；最後是計劃與市場二元並存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軌。俄羅斯和東歐各國大體在5年左右，最長的10年内都完成了。但是我們從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用了42年，再完成第三個並軌階段，可能還需要15年。

所以，中國經濟學理論、方法和應用上遇到了一個特殊的對象。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人口、經濟規模和國土最大和特大國家；一個最大規模的二元結構的國家；以及一個特别長周期的二元體制轉軌過程國家。

為什麽要從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軌，是因為計劃體制配置要素的利用效率很低，所以要轉軌。俄羅斯、蘇聯為什麽支撐不下去？就是其經濟效率太低。當然，有一些追求利益的經濟主體還可以糾正這個二元體制的許多扭曲，但是相當多的扭曲是不可糾正的。

我們可以舉出很多例子來，有一些可以糾正，有一些不可以糾正。不可以糾正這部分造成各種要素的閑置和低利用，形成不同規模的體制扭曲性剩餘。比如，2020年國有企業里有244萬億資產，債務資產淨利潤率0.6%，權益資產淨利潤率1.46%，你用他的資產和全社會平均淨利潤率為5%，就可以反推到底閑置低利用了多少資產，體制扭曲性剩餘規模為82萬億元。

我們以上面這個框架做了一些計量和計算模型，這個生產要素配置市場化，越扭曲，就形成了大量的體制性剩餘要素。你的體制扭曲要素剩餘量越大，產出越少，要素剩餘量越少，就越達到潛在產出，這就是要素配置市場化改革的增長潛能。

中國的改革邏輯是什麽？周天勇認為第一個是時間邏輯，階段從一元先到二元，大概20年左右，然後二元並存膠著大概20年，一直到現在；如果二元體制繼續向社會主義一元市場經濟體制轉軌，估計還得15年。第二個邏輯是什麽呢？先改革實現了資本要素市場化配置，固定資產開始有償使用，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和企業流動資產改撥款為貸款，1990年建了兩個交易所，整個資本市場的框架雖然還有歧視，可能還有不儘如人意的地方，但是配置的市場化基本上解決了。

第二，勞動力要素配置市場化，第一個時段開始農民大量的出來到城市和工業，肯定是市場化的，企業與勞動力之間的選擇，工資定價肯定是市場化的。到第二個時段就是20世紀國有企業90年代的下崗分流再就業，國有企業原來一億多人，去年2020年剩下700多萬人。整個勞動力市場化現在已經基本完成。當然，也還有一些不儘如人意的，比如戶籍制度。

最後是土地，土地要素基本上沒有市場化，沒有貨幣化，沒有資產化。壟斷性拍賣的那些土地行政壟斷性市場化了。所以，最近發佈中央國務院一係列的市場化改革文件中，要素排序上第一條都是土地要素市場化。

但是，可體制扭曲糾正和不可糾正，它和要素的特性很有關係。勞動力個人所有，在中國有些資本是私人所有，有些是國有。唯獨土地是國有和集體所有。當然，要堅持土地的公有制，這是社會主義特徵所決定的。但是，公有制的實際形式和内部結構是可以按照能夠在市場經濟中能運轉的要求去安排。最關鍵的是，土地使用財產權一定要可交易，可抵押，這是市場經濟能夠運行是最基本的要求，要不然沒法運作。

我們發現改革的曲線增長，TFP增長曲線是這樣的，「倒U」，或者「倒V」，但是GDP的增長曲線幾乎一個平線。而且算了日本、韓國、中國台灣地區的也是這樣。

對於全要素生產率，周天勇表示，「我們最近用一個辦法對它進行了分解，到底它給中國這麽多年來創造了多少，從哪兒來的？發現只有1/3來自於廣義技術進步，2/3來自於改革，我們正在用一種方法試圖進行剝離。而且我們從國際上比較，比如歐洲大概30年中它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幾乎是一個平行線，0.9%增長率，美國大概是1%，日本只有0.7%。最好的韓國只有1.6%。中國大概3.1%，就是1970-2012年，也就是說兩個百分點來自於改革，改革的TFP增長線是「倒U型」的。」

這是美國研發人員的增長，是指數型的，但是TFP的增長，幾乎是平行的。所以，瓊斯就說，全要素生產率在歐美1980到2000年中，根本就沒有爆發式的增長。所以，我們未來勁獲得新增長的潛能，是放在改革上，還是在廣義技術進步上，我覺得要冷靜。當然，我不是說教育、知識進展、人力資本積累、技術發明、新技術產業化等等不重要，而是非常重要。我個人呼籲，一定要改革體制，加大技術進步的投入和產業化。

現在我們面臨的最大的梗阻是什麽？一是經濟增長方面，土地體制扭曲的負影響最大；二是均衡增長方面，土地財政高房價對收入分配-支出-消費流程的扭曲，對消費需求影響最大；三是安全增長方面，高負債、多貨幣用什麽信用保證和貨幣之錨，土地不讓它交易，就不是資產，你穩定貨幣的就是個城里的房子，這東西能不能穩定住？我們測算，土地少部分資產化肯定要崩盤，一半資產化，可能崩盤能延續，全部資產化，我覺得中國有高負債和發行多貨幣的能力。

我們估算，估算要素市場化改革的潛在經濟增長，2021至2035年均GDP增長速度可在5.25%—6.3%之間分低高方案，未來重大要素配置改革、增加土地發展戰略和推動創新三個方面形成的增長動力格局為：（1）要素投入、盤活要素再投入，調節水資源分佈、新增土地要素，增長速度年均為3.25%或3.8%；（2）農村宅地和其他建設用地資產化改革形成的價值增值、市場交易、資產化融資、財富化效應，財產性收益等等，可能帶來年均1%左右的增長；（3）推進廣義技術進步創新TFP增長也分低高，年均1%或1.5%。

總之，城鄉土地、戶籍和國企業改革，是未來三個攻堅的部位。

作者：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