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波：城市與未來產業的關係，深圳需要更多憂傷的文科男

為什麽說中國經歷40多年的改革發展，深圳會成為眾多制度實驗和企業實驗的一個重要場所？

從中國百年商業來看，你會發現很有趣的現象，這100年里，中國幾座最偉大、最有活力的城市上海、香港、深圳，他們早年都是小漁村，後來卻成為了中國最偉大的城市。

背後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這100年的現代史，它本質上就是一個全球化、開放的歷史，這些小漁村就在大海邊，所以他有很多創新的可能性。對比杭州、上海和香港，深圳有幾個挺特殊地方，我覺得它在40年的歷史中有幾個唯一。

第一，與其他城市不同的是，深圳是全中國所有城市中唯一一個擁有三個制度紅利的城市，但這不是中央政府主動安排的結果，而是地方政府官員去爭取的一個結果，比如，1979年深圳成為特區，蛇口工業局在袁庚先生的爭取下，能夠有一個幾平方公里的地方來搞工業區。

中國當時有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的四大特區，為什麽深圳發展最快？

很大的原因是過去的這三四十年，深圳的地方政府官員進行了很多的創新，比如說深圳的土地出讓金的創新、中國最早的商品房改革的創新及中國最早的中外合資企業制度的創新等，使得深圳在中國最早期的特區中，成為了其中的一個佼佼者。

中國資本市場已走過了30多年，有一年12月份的時候，深圳和上海相繼成立了一個證券交易所，在2009年的時候，深滬兩市的證券交易所的所有上市公司的市值中，上海佔比84%，當時中國最好的、最大型幾個上市公司都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但是到2019年，深圳上市公司市值佔比已經達到40%，而中國70%的高新科技企業是在深交所上市的，我們除了主板，還有中小板、創業板。所以即便是在交易所市場中，深圳也體現出了創新的力量。

第二，我覺得深圳在全中國所有的城市中，可能是唯一一個無法用方言的全國的城市。

1979年，整個寶安線31萬人，現在深圳的總的人口已經超過了1300萬，加上流動性人口已經是個2000萬人口級的一個超級城市，說明深圳有一個非常濃厚的移民的文化。

其實你回想一下，當年的上海和香港。上海當年開埠以後，沒有所謂的上海人，來的人主要是寧波人、湖州人、嘉興人等。然後不同的人到了上海以後，他從事不同的職業，當不同的人聚集到一個程度，慢慢它有上海的方言和上海話，我覺得深圳在過去40年中，所謂孔雀東南飛，我到現在還記得我當年在80年代在上海復旦讀大學的時候，吃完飯拿了一個鍋旁，突然間開倒推里面貼了一個招聘，他貼了一個海報，說我們一起去深圳，我們一起去海南，所以深圳這些年的一個發展，跟大量的移民人口進入有很大的關係。我到今天所認識的所有的深圳企業家，我剛才盤算了一下，只有一個土族。是騰訊的5個創始人之一張志東，今天還有很多的朋友大概都不是統籌意義上的深圳，所以這個是真正在過去40年真的吃到了中國精英的一個紅利。

第三，我覺得深圳是全中國唯一一個擁有小政府的城市。回想一下，在服務型政府這個方面，全中國做的最好真的是什麽？我去年做了一個節目，在全國選了12個城市去做一些調研，然後拍了一個紀錄片，到深圳以後，我就採訪了一些深圳的企業家。

我去年採訪的那些深圳企業家，我說如果你在深圳有這個區搬到那個去，你會受到阻礙嗎？他說沒有。深圳對創業企業很多的制度性的一些福利，在全中國所有省會城市和中央直轄市里面，深圳的地方財政收入在部分土地出讓金部分比例最低的，它長期低的30%以下。

像我的家在杭州，去年土地出讓金佔地方財政收入70%，一般的省會城市基本上在50%以上，在深圳很長時間里面，它在這一部分的訴求並不是很高，同時它對企業的服務性非常強。所以他是唯一一個我覺得到今天中國真正意義上的服務性政府，大概就是我們今天的深圳政府。

第四，我覺得還有一個挺有意思的，深圳是唯一一個擁有多元化公司的創新城市。中國這些年每一個時間段或者每一個階段，都會在一些區域出現一些制度性的創新。比如說在80年代就蘇南模式，就集體經濟的創新，再比如，費孝通先生提出溫州模式，那就是私營企業的創新。在泉州、浙江台州地區，這些模式都已經消失了，但是只有在深圳一直到今天。

深圳有很好的企業，比如平安，平安那時非常小，原來只是蛇口工業區的一個三產公司，一個服務公司，但到今天，我認為是現在中國最好的混業金融改革的企業之一。

騰訊，我曾經花了5年多時間來寫騰訊傳，即便跟美國的這些互聯網公司、高科技公司相比，中國的這些BAT企業仍然在公司治理和商業模式上，甚至在經營理念上有很多的創新。

今天很多中國的互聯網公司在實踐這些模式，在過去的二十年里面，我們在騰訊、在互聯網公司中看到了它的創新。可以說中國互聯網20年是跟著美國人走。但是到剛剛過去10年的移動互聯網，我們會發覺說中國這些公司慢慢形成了自主創新的能力，從產品到商業模式到公司治理結構都發生了大的變化。

再比如說華為公司，他是中國民營企業的一個標桿。除了這幾個大型公司以外，我覺得最難的，就是華強北。我去年進了華強北的手機市場，進去的時候他們不讓我拍照片。

我用手大概花了一個小時時間，親手裝了一台手機，然後他們跟我說，你裝在手機中的每一個部件都是在深圳方圓100公里以内能夠採購到的。所以，華強北是中國專業市場今天還存活下來的非常有意思、有中國特色的模式。

杭州這幾年發展也很快。

如果你把杭州和深圳來比較的話，你會發現在城市能力上還是有很大的區别。比如說在製造業環境上，深圳能夠生產很多精密儀器和精密儀表，我到東莞到順德去做調研的時候，他們的配套工廠都在深圳周邊。

如果把深圳未來的大灣區，跟紐約灣區和東京灣區比的話，第一深圳所具備的製造能力都是極其罕見的；第二，因為有交易所，這是中國最大規模的風險投資，它的金融屬性非常強；第三因為有騰訊、華為這些都具備強大的互聯網的基因的企業。

所以你看在今天的全世界所有的灣區和大型城市中，要同時具備製造、金融和互聯網三大經濟體的城市，我算了一下，大概是沒有了。

第六點，我覺得深圳是唯一一個被理工男統治的，真是很不容易。

去年我來深圳有一個副市長問說，先生我們開發30年，幫我們提一些意見。我說深圳空氣也很好，非常年輕，非常有創業氛圍。但唯一拿深圳跟上海、北京相比的話，有一個挺大的缺點是什麽？如果你要聽一個好的音樂，一個好的舞蹈，如需要有一個很好的文化產品，深圳不是前三名。

所以，我希望在這個被理科男統治的城市，未來可以有更多的文科男也來到此地。

面向未來，我覺得每一個城市、每一個人都在想，我們跟這個時代的關係在哪里？

在1980年，美國的未來學家的託勒夫寫過一本書叫《第三次浪潮》，那一年美國經濟非常的差，1980年美國的經濟增長率負0.2%，通貨膨脹率13%。整個美國經濟和歐洲經濟陷入到了一個停滞，託勒夫說人類文明第1次叫做農耕文明，第二是工業革命，今天的工業革命對美國經濟和全球貿易的推動已經結束了。所以當時我們說會出現第3次浪潮，這是一種新文明的形態。

中國經濟最低的時候，1978年的時候，中國的經濟總量在全球佔到4%，今天我們通過了40年的努力，就回到了15%左右。中國在2010年的時候，2009年中國的汽車產量超過了美國，2010年中國的製造業在全球中的比重超過了美國，所以中國通過改革開放趕上了第2次浪潮的末班車。

當第3次浪潮到來的時候，你看中國趕上了頭版車。中國那些非常優秀的互聯網公司，都很年輕。在2019年，如果你把馬雲、馬化騰和李彥宏三個人加在一起，在2019年，他們三個人平均年齡才50歲。如果你把過去10年中國另外幾家公司，比如說美團、滴滴、今日、頭條，這三家企業的創始人年齡加在一起，2019年他們的平均年齡是36歲。中國在美國和香港上市130多家高科技企業，，他們的平均年齡是34歲。所以過去十多年中國確實在互聯網領域里面，年輕人創業獲得很大的成就。

那麽接著我認為到今天中國經濟面臨著新困難，甚至第3次浪潮，互聯網革命的紅利都已經遲到。2018年到2019年，中國的移動互聯網人口只增加了210萬人。

那麽接著又出現了第4次浪潮。

我覺得每一個城市可能都在考慮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這個城市跟未來的產業經濟到底有什麽關係？跟未來中國的消費發展有什麽關係？

2020年是中國的全面小康年，其實中國在今年能夠進入全面小康挺不容易的，因為在2013年的時候，貧困縣以下人口還有多少人？還有將近9000萬。根據執政黨的宣誓，到今年年底2020年底，中國要沒有一個國家級的貧困縣，沒有一個貧困縣的人口。

另外在2019年，中國的人均GDP第1次突破了1萬美金。這個數據在中國百年的現代史上也挺有意義的。

美國當年是靠創新，當年的美日貿易摩擦跟今天的中美貿易摩擦，基本上是一樣的。然後不斷的驅動人不斷的經濟封鎖，不斷的要求你開放國内市場。當年幹到80年代開始，今年在咱們中國上重新幹一遍，當年日本人沒有辦法。

所以石先生在杭州開板的西湖大學希望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下，能有越來越多的中國的優秀人材能夠回國内效力國家。

我講到過一個數據，十年前中國的大數據園區不到10個，但到了2019年底，全中國的大數據園區220個。中國的基因藥源區十年前不到8個，到去年年底196個。

在2015年，美聯社已經有機器人記者開始寫新聞報道，一天可以寫600篇公司的研報分析。所以每個無論是做寫作的人、做律師的人，每一個產業人都在想我們跟他之間的一個關係。

在2019年中國所有省會城市中，經濟增長最快的是貴陽，排名第一。靠什麽？他把全中國的存儲器都放到他的山洞里去。它的綠色，它的空氣環保和大數據產業和雲計算形成了一個很好的關係。所以每一個城市都在想，我們跟跟這些新興產業的關係。

我覺得深圳在未來仍然會是全中國最好的城市，因為每個好的城市都需要有4個年輕。第一需要一個年輕人；第二需要有年輕的產業；第三需要有年輕的錢；第四要有年輕心態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