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通過粵港澳大灣區,通過亞洲經濟再循環,内部循環和外部循環相互作用,推動産業轉型、産業鏈的合作,可能是未來亞洲經濟發展在百年變局之下的大機遇。
在9月22日召開的由港股100強研究中心主辦、財華社協辦的“雙循環時代的金融全球化”系列沙龍第一期活動上,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美歐所首席研究員張茉楠表示,疫情不僅給全球産業鏈帶來了危機也創造了新的機遇。近年來隨著數字科技以及人工智能的發展,國際市場的生産要素定價也發生變化,這將會帶動各國在國際貿易中比較優勢的變化。
亞洲應把在合力抗擊疫情的做法延伸到産業鏈、供應鏈層面。短期看,同推動産業鏈修複和供應鏈運轉,加快貨物通關和通行效率,確保物流暢通,協同修複供應鏈,保障供應鏈穩定。中期看,亞洲應積極加強在5G、數據中心、雲計算、人工智能、物聯網、區塊鏈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數字基礎設施合作,如以粵港澳大灣區為試驗田,加速數字融合,並進一步拓展至東盟地區,全面提升亞洲價值鏈數字化、智能化水平。長期看,應加強亞洲價值鏈整合,盡早推動RCEP在年内達成,並通過自貿協定加速要素更大範圍自由流動,加速打造亞太統一大市場及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
以下為發言實錄:

今天探討的是有關金融的問題,但實際上如果從雙循環的角度,我想從貿易和産業的維度跟大家交流一下我的看法。我們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今年3月份的時候提出了有關雙循環的理論,從這個大的背景來看,提出這樣一個理論和現在國際經濟環境發生的重大變化有非常大的關系。
首先,在中美貿易戰持續發展、疫情加劇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背景下,國際經濟合作實際上出現了非常大的變化。
第一大變化就是在二戰以來,一直所遵循的新自由主義的做法,現在被很多國家所否定或者是部分否定,特別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特朗普政府,在一系列的政策方面,更多采取的是一種權力的邏輯而非市場的邏輯,這樣對國際經濟循環、市場投資,造成了非常大的不確定性。
特別是美國通過長臂管轄,在很大層面上繞開了國際規制或者是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的多邊秩序,對全球的貿易、産業、科技産生了深遠的影響。這是我們現在非常擔心的美國全面推動與中國脫鈎的對華經濟戰略。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中國提出雙循環,其實在很大層面上也是一種維護國家主權或者是維護國家經濟利益的一種被動選擇。但是另外一個方面我們現在看到特朗普政府推動的脫鈎,實際上並沒有達到如期的效果。
可以通過幾組數數據來說明。第一組數據就是中美貿易戰這一年多以來,中國對美國的貿易出口出現了下降,美國對華的進口也出現了下降,特別是2020年一季度,中國對美的出口額同比減少了14.7%,中國對美的進口減少了30%,所以說造成了一個比較明顯的效果,就是美國對華的逆差不降反升,而且出現了近幾年來的新高。這是美國通過打官司這樣的貿易戰並沒有達到如期效果的第一個表現。
第二個表現就是美國想通過科技和市場脫鈎。讓美國的跨國公司把産業鏈搬出中國,或者說采取一種海外轉移的策略。但實際上我們也通過一組數據發現了一個與其預期相悖的結論,就是今年上半年美國對華的實際投資也是不降反升,出現了逆勢上漲,而且很多的高科技公司還在不斷加大對華的投資。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的市場是能為美國的跨國公司帶來豐厚的投資回報,特別是創新的回報。平均來講,中國市場的利潤率要比美國本土市場的利潤率要高出5-8個百分點。這也是現在為什麽美國的跨國公司包括其他國家依然看好中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三個表現就是美國希望通過經濟繁榮網絡計劃,通過一系列的盟友合作的計劃,逼迫一些企業搬出中國。但我們也發現一組數據,2019年美國與亞洲14個貿易夥伴的貿易投資指數出現了7%左右的下降,這就說明實際上美國在加速與中國脫鈎的同時,也在加速與亞洲脫鈎。
那麽為什麽會有這樣的這種數據産生?我想強調的是這與中國在全球市場和全球經濟網絡中的角色有直接關系,因為其實中國現在不僅僅是全球的制造業中心,而且也是全球最具潛力的市場,特別是以中間品貿易為主導的中間品貿易大國。以亞洲為例,高科技産品和技術的出口已經占到了非常大的比重,而中國是貿易的中心,我們2019年的出口達到了4.1萬億美元,占到整個亞洲的58.3%。日本是1萬億美元,占到整個亞洲出口14.7%,韓國是5000億美元,占到整個亞洲出口的6.3%。所以中、日、韓作為全球主要的經濟體和制造業中心,實際上是在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中國又是聯系東亞三角的一個核心區域,因為我們是中間品貿易大國,我們一方面進口,另外一方面出口,在中間品貿易方面也決定了全球産業鏈的緊密的合作,這是中國所扮演角色的重要作用。
第三,疫情之後未來經濟合作有哪些方向。從大的趨勢來看,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全球貿易需求都在萎縮。2018年特別是中美貿易戰爆發之後,全球又出現了一個新的特點,就是全球投資與市場出現了更高的壁壘和門檻,我們預計隨著疫情持續蔓延,未來全球市場可能會成為最稀缺的資源。
現在中國除了是制造業中心之外,還是最具潛力的、巨大的市場。2019年美國進口全球商品的數額是2.5萬億美元,中國是進口2萬億美元。隨著現在中國率先走出疫情穩定複蘇,中國在今年進口的規模增長有可能要遠遠超過美國,未來也不排除中國會成為全球第一大進口大國或者第一大市場。我認為這為未來中國與全球的合作或者是海外市場的開拓,實際上提供了一個最具潛力或者最稀缺的資源,中國開放的市場會成為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一個最具潛力的穩定器。
對于亞洲來講,除了我們有緊密合作的制造業板塊之外,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未來市場,有可能成為打造亞洲經濟新循環的一個更重要的保障。因為總體而言,現在全球前20個增長最快的經濟體,有80%都是來自于亞洲,所以我認為特別是這次疫情之後,很多亞洲國家相對歐美國家的恢複還是比較迅速的,特別是東南亞、東盟國家。我們知道今年以來東盟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也是東盟的最大的貿易夥伴,這個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信號,就是未來全球經濟增長的穩定區域,有可能就是以亞洲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
我們也看到德國最近也推出了德國版的印太戰略,就是要加強與包括東盟在内的亞洲區域的經濟合作,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信號,他們也看到了全球增長最快的、市場潛力最大的經濟體就在亞洲。所以我認為疫情之後可能會出現一個更明顯的“東升西降”的態勢,以中國、東盟以及東北亞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和亞洲經濟體,會成為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新的動能和引擎。
我認為未來在經濟合作方面有很多可以去拓展的空間,特別是以數字經濟、數字貿易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所帶來的增長前景。因為過去新興經濟體之所以發展落後,有“發展鴻溝”或者叫“數字鴻溝”原因,中國現在數字經濟的發展,已經形成了非常大的體量和市場,它有足夠的能力和市場容納數字的互聯互通,實際上有利于彌補或者縮短亞洲區域一些發展中國家和落後區域之間所産生的數字鴻溝。如5G人工智能,跨境電商,數字貿易等等,實際上可以很好地帶動一些國家中小企業更快融入到全球價值鏈和産業鏈當中。我們知道有這種低端鎖定的現象,就是我們長期一些企業或者是一些國家被鎖定在中低端,但是數字經濟的發展可以提供彎道超車或者是換道超車可能性,使一些國家在很短的時間内就獲得非常大的增長,這對于亞洲來講是一次難得的發展機遇,特別是疫情提供了這樣一個無接觸服務、無人經濟和數字經濟發展的一個更好轉型機會。
所以未來深圳作為數字經濟發展最火熱、最具有創業熱情的地帶,香港作為全球最大自由貿易港、長期以來形成的制度優勢,可以在粵港澳大灣區内進行技術優勢整合,形成一個粵港澳大灣區内部的數字統一市場,再延伸到東南亞,整個亞洲區域,延伸到一帶一路,我覺得這是一個大發展的契機。
特別是對于香港來講,過去出現了很多産業空心化的現象,因為過度的金融化實際上是對實體經濟的透支或者是歧視,但是數字經濟和新一輪的技術革命是可以轉變過度虛擬化、過度金融化的這種邏輯。
如何通過粵港澳大灣區,通過亞洲的經濟再循環,内部循環和外部循環相互作用,推動産業轉型、産業鏈的合作,可能是未來亞洲經濟發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的百年未有之大機遇。
(編輯整理:楊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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