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催收業重啓：500家催收公司、10萬催收員，90%已複工

日期：2020年5月11日 下午1:32作者：一本財經
「在中國的催收版圖上，武漢和昆山、深圳、合肥、長沙、成都一樣，是催收重鎮。」一位武漢催收從業者表示。

有從業者估計，武漢有500家催收公司、10萬催收人口。

2020年，在中國，武漢成為了因疫情受傷最重的城市。

而武漢的催收業，也經曆了兩個多月的至暗時刻。

大量的催收公司倒閉，剩下的，在掙紮求生。

4月開始，疫情陰霾淡去，武漢催收開始複蘇，大量新的人群進入催收行業。

目前，武漢已有90%的催收公司複工，業務量也恢複到疫情前的60%到70%。

在「重振武漢「的號召下，武漢催收業開始了重建與叠代……

01 複蘇

武漢的催收行業，從4月開始點滴複蘇。

4月10日，距華南海鮮市場只有幾公里的一家催收公司，複工了。

公司負責人李毅為走進辦公室，發現桌子上積了一層灰。公司的一棵聖誕樹上，還挂著年前抽獎的紅包，它們也積了一層灰——這一天，距1月23日武漢封城，已經過去了整整79天。

他的公司，也基本停頓了79天。

殺毒滅菌的公司來了，全副武裝，消毒液彌漫，整個畫面，就像科幻片里的場景。

4月16日，催收員周建，撥通了複工後的第一個催收電話。

上一次他電話催收，還是1月22日，85天以前。

終于開始重啓的武漢催收業，遇到的第一大難題，就是人員流失。

過年之後，大量的催收員沒有回來上班。

武漢一家催收公司的負責人方華算了一下，今年節後的人員流失率，是往年的兩倍。

人員流失，主要是因為「家人不支持」。

武漢的催收人員，多來自湖北省内各地，武漢人並非主力。

「我們的員工里，有95%都不是武漢當地人。因為武漢是疫情重災區，複工之後，很多員工的家長都反對他們返回武漢，尤其是無症狀感染者和有人‘複陽’的新聞出來後。」方華稱。

各大武漢催收公司，開始了緊急招聘。

很快他們就發現，盡管流失率很高，但招新人並不算特別困難。

湖北是全國疫情最重的省份，很多流動人口擔心出省就業會遭遇歧視，都選擇在省内找工作。

而這，為催收提供了一定的人力儲備。

另一方面，很多被疫情重創的行業，也提供了勞動力，譬如線下教育、餐飲等行業。

催收行業的招聘，有「金三銀四」之說：3、4月是招聘高峰。

這一次，因為疫情被壓制的招聘高峰，到5月仍未停止。「應聘者人數增加了5%到10%。」方華說。

此外，因為在家隔離了很長時間，大家的工作意願空前強烈。

五一之前，很多員工主動對李毅為表示，五一休息五天太長了，希望只休息兩天，其他三天工作，「我們要把失去的業績趕回來。」

5月3日到5日，李毅為的公司，有80%的員工主動去上班。

「一方面，他們有經濟壓力；一方面，他們也希望公司越來越好。」李毅為說，現在，大家有一種共渡難關的感覺。

到了5月，武漢的催收行業，漸漸從疫情之下的陰影中走了出來。

「90%的武漢催收公司都已複工。」李毅為稱。

「我們的公司在光谷軟件園，有三百多人，現在有兩百多人都已到崗。」方華說。

多家催收公司表示，目前自己的業務量，已經恢複到疫情前的60%-70%。

武漢催收行業，已基本恢複如常。

02 催收重鎮

武漢，在催收行業的地位並不低。

業内人士稱，中國有幾個催收相對集中的地方，分別是：昆山、深圳、武漢、合肥、長沙、成都。

因此，武漢被稱為中國的幾大催收重鎮之一。

據天眼查數據，武漢經營範圍包括「催收」的企業為210家，其中漢南區最多，有140家。

天眼查顯示的武漢經營範圍含「催收」企業數
這還是最正規的營業範圍，很多催收平台只要有三個「外包服務」就能夠做，業内俗稱「三包」。

因此，有從業者估計，武漢的催收從業者不下10萬，實際運營的催收公司約有500家。它們中，大多數規模在100人左右，小的只有20-30人。

武漢能成為催收中心，有自己得天獨厚的優勢。

首先，這里高校林立，大學生衆多，每年光畢業生就有幾十萬，且人力成本低。

光是在武漢金融機構和催收公司聚集的光谷地區，就分布著多所高校。

「武漢的學生數量，讓行業有了足夠的人力資源儲備。」武漢催收從業者王順之表示。

其次，因為地理、生活成本優勢和政府扶持等因素，很多互聯網巨頭和消金公司在武漢布局頗深。

比如說， 招聯金融、馬上消金、興業消金、中郵消金，在武漢都設有分部。

曾有媒體統計稱， 華為、小米、360、滴滴、今日頭條等，在武漢設立了第二總部。

而阿里、京東在武漢也有不少布局，騰訊還要在武漢建數字産業總部。

第三，性格特點，讓湖北人很適合做催收。

「‘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湖北人很聰明，語言風格彪悍又狡黠。湖北的催收員會剛柔並濟地去和客戶磨，同時和甲方進行有效溝通。」

方華表示，武漢催收員最擅長的，就是講求話術技巧的中後端催收。

有催收員證實，武漢的催收團隊，催回率確實比很多地方高些。

武漢催收業是如何興起的？

早在2010年前後到2012年， 招商銀行信用卡中心、 交通銀行、 銀聯商務，就在武漢設立了客戶服務中心，提供遠端電話作業服務。

「這三個職場加起來，規模不下萬人。」李毅為表示。

它們培養出了大量與催收相關的人才。這些人離職後，就開始自己創立公司。

在武漢的光谷金融港，陸續出現了一百多家小催收公司。它們中，少的五六人，多的六七十人，人員流動頻繁。

接下來，武漢催收又迎來了一個發展高峰：金融科技興起了。

而武漢催收，也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時代。

2017年，武漢新成立了大量的催收團隊，相互之間經常挖角，行業上演著搶人大戰。

「當時甚至有公司表示，你挖過來50個人，就讓你當主管；你挖過來200個人，就給你當經理。」方華稱。

薪酬也水漲船高。

過去3000到4000元的月薪，直接變成了8000元左右。後一個數字，高于武漢人均工資。

在這段野蠻生長的時期，市場魚龍混雜。

「很多套路貸和714高炮，也在武漢設立了催收中心。」方華稱。

高炮的傭金高達20%-30%，而銀行信用卡、消金公司的傭金不過1%-2%，差距最高達到30倍。

高炮催收團隊為了挖人，甚至直接開出翻倍的薪酬，當時市場一片血雨腥風。

這段瘋狂的歲月，並沒有持續太長的時間。

2018年下半年開始，催收監管收緊，武漢有不少催收公司跑路。

2019年的「3·15」晚會，成為了催收行業的又一個節點。全國掀起了掃黑除惡浪潮，多家催收公司人員被抓，行業加速出清。

「到2019年6月之後，幫高炮催收的公司不見了。現在還活著的催收公司里，沒有誰敢接高炮。」一位武漢催收從業者稱。

余波未平，風浪又起。

新冠肺炎疫情來了。

「這一次的疫情，對武漢催收業的打擊是前所未有的。」武漢催收從業者王順之說。

2020年的2月到4月，武漢催收業被按下了暫停鍵。

許多催收公司倒閉。因為不知道武漢何時恢複正常，一家催收公司的負責人陳偉偉，果斷關停了公司。

「繼續開，只會繼續虧。」

盡管前景迷茫，但讓方華感動的，是金融機構並沒有放棄武漢的催收業。

疫情期間，每個月底，都有甲方問他：「下個月你們會複工嗎？如果複工，我們就要幫你們安排案件了。」

「疫情期間，武漢的催收業務確實有外流，但這是階段性的。産能恢複之後，金融機構仍然把業務交給了我們。」方華說，「能為我們保留市場份額，就是對我們最大的扶持。」

他把疫情期間收到的甲方信息，歸納為8個字：「共克時艱，未來可期。」

在更大範圍内，國家伸出了援手。很多武漢的催收公司，享受到了疫情下國家為湖北小微企業提供的扶持政策。

「從2月到4月，我們負擔的社保很少。」李毅為說。

疫情之後，逾期上升，催收行業從低迷中擡起頭來，整個行業都迎來了一輪爆發。

03 未來可期

疫情之後的武漢催收，正在重振。

除了武漢的催收團隊基本複工之外，武漢周邊地區也在被開發。

從2016年開始，武漢的催收業就在往周邊下沈，300公里内的地級市都是下沈選項。

在這些地方，人力、房租成本更低。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還會有政策優惠。

李毅為算過一筆賬：在同樣産出的情況下，下沈後，場租可以節省50%以上，人力成本可以節省20%，總成本可以下降15%。

陳偉偉已經打算回宜昌發展。在那里，他們有自有的辦公場地，成本更低。

「疫情之後，催收行業的下沈趨勢會更加明顯。」不良資産催收外包産業聯盟秘書長王晖表示，目前，很多三四線城市，都在希望打造金融服務外包基地。

另一方面，武漢催收行業的兼並正在加速。

5月8日這天，李毅為接待了兩個武漢同行，他們的公司規模在30人左右。他們都希望與李毅為的公司合並，讓自己公司成為其分支。

「據我所知，馬上、微衆、招聯、京東等頭部甲方，都在調整自己的催收外包名單。疫情之下，這個調整會加速，催收機構的業績、規模和合規程度，將成為它們的重要考慮因素。」李毅為說。

活下來的催收公司，突然發現有接不完的單了。

有的公司已經在准備擴張。

「需要提醒的是，不要盲目擴張。因為你現在的業務，是疫情期間累積的存量。」王晖表示。

在他看來，此前，政府的關注點被抗疫轉移。但疫情過後，政府會和疫情前一樣，繼續對催收行業嚴監管。「對這個行業的合規要求，永遠不會變。」

他認為，因為政府嚴監管、客戶還款能力下降、金融機構減免息費等因素，今年下半年，催收行業的日子仍難言輕松。

「疫情對催收行業是一個巨大的考驗。在未來，只有合規、上規模的催收公司，才能存活。」他說。

結語

經曆了傷痛，武漢正在痊愈，中國正在複蘇。

對方華來說，最深的感慨，就是「終于熬過來了」。

疫情期間，看到催收員工，看到金融機構，他會有一種感覺：「這一次，我們真的是在同一條船上。」

對此，他從來沒有這樣刻骨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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