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高培勇：高質量發展階段聚焦解決的主要矛盾是結構問題

　　中國網財經10月18日訊 今日，2019中國銀行保險業國際高峰論壇召開。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高培勇表示，高質量發展階段所聚焦解決的主要矛盾是結構問題，而矛盾主要方面是在供給側，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宏觀政策主線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不是需求管理。

　　以下是部分文字實錄：

　　高培勇：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大家早上好！剛才霍局長我們講這個環節的主題是金融改革開放與服務實體經濟，我體會這表面上一個“與”字把兩個題目放在一起，但實際上如果把兩個題目拼接在一起就會發現它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以金融改革開放來服務實體經濟，實體經濟是這個環節最重要的一個主題詞，我想這顯然是植根于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土壤而做出的一個適當的選擇。為什麽這樣講？當我們看到這個問題聚焦于服務實體經濟的時候，實體經濟而不是其它領域的經濟，也不是一般意義的經濟，它是有側重點的，或者說是有所指的，它聚焦的對象是實體經濟。當我們看到它的落腳點在實體經濟，而沒有泛指中國經濟的時候，這個時候也可以講聚焦的或主要聚焦的矛盾是實體經濟方面的矛盾，或者說是結構意義上的矛盾，還可以講當把聚焦點落實到實體經濟的時候，我們也可以說它盯住的是供給側的問題，或主要盯的是供給側的問題。第三，金融改革開放所服務的實體經濟追求的那個效應既有總量意義的效應，也有結構意義上的效應，或者更多的是結構意義上的效應。這樣一種選擇顯然從高質量發展階段對我們提出的新要求是契合的，經過過去六、七年的理論探索和實踐的摸索，我們已經對高質量發展階段有了一個比較全面的認識，當我們想用幾句話給高質量發展階段畫出素描的時候，我們總是說貫徹的發展理念是創新、協調、綠色、開放與共享。高質量發展階段所聚焦解決的主要矛盾是結構問題，而矛盾主要方面是在供給側，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宏觀政策主線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不是需求管理，所以顯然我們今天這個問題是和這樣的土壤相契合的，這的確點出了當前中國經濟運行當中面臨的焦點問題、重點問題和難點問題。

　　我們在2019年10月份的今天來討論金融改革開放的時候，無疑要聯系當前中國經濟運行的現狀，穩增長的意義特別的凸顯，在這種新的形勢條件下該怎麽看？該怎麽幹？我們面臨著兩種不同的選擇，選擇之一是不加區分的回到高速增長的路上，沿用過去我們已經頗為熟悉的，甚至爛熟于心的那套辦法，搞總量刺激，搞需求管理。另外一種選擇就是立足于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土壤，盯主要矛盾，盯政策主線，有針對性的解決經濟運行當中的問題，這種有針對性的解決經濟運行當中的問題，概括起來講就是側重和注重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辦法來穩需求，穩增長。相比較而言，我們能夠看到用前一個辦法確實能夠解決一些問題，或者能夠解決眼前的問題，但相對于以往邊際效應肯定是遞減的，而且副作用是極大的，說到負作用讓我們想起2013年對當時經濟形勢所做出的矛盾，用的是三期疊加的概括。三期疊加當中的一期，就是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所以，我們說前一種辦法有用處，效用遞減，但是成本極高，用後一種辦法，這是我們經過了長達六、七年時間的摸索，最終選擇的一種經濟發展的道路，那就是高質量發展，對于高質量發展的意義該怎麽去運行？我們腦子里有一個大致的印象，心里有一本賬。現在的問題是該怎麽去做，無論是金融改革開放，還是我們經常所說的宏觀經濟政策選擇，我以為都應當注意到這樣一個基本事實，這樣一個基本規律。這樣一個基本事實，這樣一個基本規律，所要求我們的恰恰就是今天會議的主題，那就是要轉型與創新，也就是說金融的改革開放不能引用以往傳統的思維方式，而要立足于轉型，立足于創新，踏上中國金融業改革發展的這種高質量發展的新的曆程。在這個過程當中，我想“轉型創新”這四個字是非常值得關注的。我想舉一個現成的例子，就是我們正在經曆的，2019年所發生的例子，那就是財政政策的轉型創新，去年中美貿易戰的大背景條件下，對積極的財政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這樣一種新的要求不是說加力提效，而是說加力提效的側重點應該如下表述，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在擴内需和調結構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在擴内需的背後加上了調結構這意味著什麽？特別是在服務實體經濟的擴内需和調結構方面，兩個方面的作用兼容，走出了怎樣的一個道路？說到財政政策，無非是三個觀察點，第一，減稅降費，第二，擴大投資，第三，赤字的彌補。

　　我們不妨展開來作一個比較詳細的考察，先說減稅降費，以往的減稅降費盯的是需求效應，盯的是總量效應，但是這次不僅要盯需求效應，總量效應，而且要盯結構效應和供給效應。那麽它是怎麽一種結合的呢？比如說減稅降費所要有明確的主體，給誰減，以往只盯總量效應和需求效應的時候，那就不管給誰減都能提升社會總需求，所以那個時候減稅是企業、個人放在一起來減的，就是說只要是減稅就能增加，或是企業的可支配收入，或者個人的可支配收入，而個人和企業可支配收入增加一定會帶來總需求的增長。但是我們今年的減稅降費明白無誤的告訴大家，主要是給企業減稅，給實體經濟減稅，這是完全不同的，不是說不加區分的去減。第二，減什麽稅？在以往盯著需求側，盯住總量效應的時候，我們減的主要是所得稅，因為什麽，因為所得稅離需求距離最近，所以那個時候凡是個人所得稅，凡是企業所得稅，往往都在減稅的視野之内。我們今年減稅降費的操作盯的是什麽稅？盯的是增值稅，或者說主要盯的是增值稅。為什麽呢？因為給企業減稅降費目的是什麽？目的是給企業降成本，而不是給企業擴需求，減稅的重點一定要放在和企業的成本相關的稅種上。哪樣一種稅和企業的成本是密切關聯的？任何産品的價格構成要素，任何産品價格構成要素是三個，一是它的具體成本，原材料投入成本和人工成本，二是流轉性稅費，三是它的利潤。所以流轉性的稅和費，特別是在中國，增值稅就作為減稅的重點，這是和以往完全不一樣的。以往的減稅往往是臨時性的，我們注重的是政策效應，短期效應，大家可能還記得2008年到2009年為了啓動北京市的住房消費，我們對購買住房的契稅暫免征收兩年，兩年過後契稅依舊，但是觀察一下我們今年對于增值稅其他稅種的減稅是用的什麽辦法？不是政策調整的辦法，而是改革性的辦法，直接把稅率降下來。意思是什麽呢？不僅2019年減了，2020年照樣減，2021年照樣減，除非哪一天變動稅法，這是改革性的。類似這樣的事情很多很多，我們可以看到在總量和結構效應兼容的條件下，減稅降費走出了一條新路。

　　再比如擴大投資，如果用以往的辦法，不管是擴大什麽類型的投資，什麽項目的投資，什麽領域的投資，什麽區域投資，都是可以的，只要投資增加就能擴大社會總需求。但是今年在擴大投資上用了兩個關鍵詞，一個關健詞是“有效”，要有效的投資，第二個關健詞是“補短板”，就等于在投資的這匹馬上套上了缰繩，增加投資的時候還要過一道關卡，它到底是不是有用的投資，還要看它是不是補短板性質的投資。當套上缰繩的時候，或者增加一個關口的時候，這個投資的方向就有了講究，至少有了一些講究。

　　第三個方面，赤字的彌補，以往彌補赤字，或者赤字的考量，我們遵循的是所謂的全局觀念，只要為了經濟的穩定，財政可以不計成本，只要是從長期來看是穩定經濟必要的砝碼，財政收支平衡上可以不講代價，但是今年在如此大的經濟下行壓力面前，至少在一般公共預算層面上，我們守住了3%這樣一個財政赤字占GDP比重的底線，沒有超越這個底線，但是在實際運行層面上大家已經注意到了，地方專向債獲得了相應的擴大，如果從專業的角度，會看到四本預算相加，算整個政府收支總賬的時候，這個赤字類肯定超過3%，如果算第一賬算，一般公共預算的賬，老百姓常說的財政自身賬的時候，就守住了3%這樣一個底線。這是怎樣一種考慮？既要穩需求，穩增長，同時也要防風險，而防風險最重要的考量是穩住老百姓的預期。大家可以試想，如果不是這樣的一番特別的講究，而是說用以往的做法，直接在財政的這本賬上，直接在一般公共預算的賬上，大家看到了財政赤字超越3%，甚至達到4%，5%，甚至更高，對金融業，保險業，對整個經濟的運行，在心理預期上會産生一種怎樣的效應？

　　所以，我想說在高質量發展階段的今天，我們研究貨幣政策，研究金融改革開放，研究任何經濟問題，其實只需要做一件事，那就是在以往我們所沿用的思維慣性和政策慣性，調控慣性的基礎之上，再加上一道過濾器，不僅要盯總量問題，而且在此基礎上要盯結構問題，不僅要盯需求問題，而且在此基礎上要考慮供給問題，不僅要盯我們所推行的政策，或者改革的總量效應，而且要盯它的政策和改革的結構效應，不僅要盯短期的目標，2019年我們該做什麽，2020年要做什麽，而且要在此基礎上把我們的視野再拓展一點，2021年、2022年，一直到2025年，我們應當是怎樣一種考慮，不僅要盯效益，我們做這件事肯定是有效益的，但是同時也要算一算成本賬。因而，我以為在“轉型與創新，踏上中國金融業高質量發展新征程”的主題下，我們研究服務實體經濟，其實研究的是服務實體經濟方式和體制機制的轉型與創新，在這樣的背景條件下我們要走出一條不同于以往的，植根于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服務實體經濟的新路子。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