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證券】疫情往事，危機與復興

兩次“鼠疫”，造成了世界貿易中心的更替。

第一次鼠疫發生於西元6-9世紀，對東西方兩個最重要的文明造成打擊，夾在東西方之間的穆斯林，得益于所在的沙漠氣候和少有大城市的生活狀態，受到瘟疫的侵擾明顯少於兩邊的強鄰，他們趁機擴張，並封鎖了西方通往東方的絲綢之路。此後，由伊斯蘭教和猶太教所共同主導的中轉貿易登上歷史舞臺。

第二次鼠疫發生在西元14世紀，成為社會變革和經濟變革的催化劑，它促進了歐洲的再生，為它在此後成為整個世界貿易的重心奠定了基礎。嚴重的“瘟疫浩劫”並未中斷人類的貿易，有兩點原因：首先，東西方的比較優勢有清晰的界限，並且很難進行產業的遷移，因此在東西方進行特有產品貿易的商人雖然承擔了極大的風險，但也能夠獲得豐厚的回報；其次，在當時的認知下，中斷貿易似乎不是消滅瘟疫的一個重要選項。

近代發生的8次大型瘟疫中的世界：商務和貿易總是生生不息。

和平時期發生瘟疫之後，全球貿易額占GDP比重幾乎不會受到影響；貿易有所下滑的瘟疫中，也很難分清到底是由於戰爭、經濟本身的衰退還是疫情的影響。以和平時期的1924年洛杉磯鼠疫和1930年的“鸚鵡熱”為例，我們看到商業利益總是重要的，人們總是在瘟疫造成的各項約束條件下去尋找能夠繼續貿易的最優解。

“可比”的近代疫情是西班牙流感：貿易的保護主義時代的“教訓”。

按涉及範圍、病例數量來看，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是能夠被我們借鑒經驗的近代瘟疫。西班牙流感短期確實對貿易產生了衝擊，主要體現在停工隔離使全球的生產和貿易暫停、與治療病毒相關的原材料出口被限制，而這些短期衝擊在疫情逐漸消退後也開始作用衰減。有一部分學者認為，西班牙流感促使了疫後的貿易保護主義。但是，與其說西班牙流感是“原因”，不如說它是一個“藉口”，貿易壁壘形成的更底層原因在於發達國家試圖將當時自身的經濟矛盾和財政負擔對外轉移。

新冠疫情後的世界，割裂的世界仍然需要連接：

從“黑死病”的歷史中我們看到，東西方的比較優勢、局限的疾病認知使人們冒著巨大的風險進行跨越國境的貿易。而當前，在分工高度細化、單個產品生產環節參與國家眾多的情況下，貿易更加必要；而供應鏈本土化是一個長期且艱巨的任務。以當前對疫情的認知來看，“隔離”確實是行之有效的消滅疫情的方法，但正如1930年的“鸚鵡熱”一樣，總有方法可以滿足檢疫要求的同時不影響貿易。反面例子是西班牙流感後的各項貿易保護政策無效甚至具有負效果，這也許會為各國決策者提供來自歷史的提醒。當下，正因為新冠疫情導致的供應鏈問題，在過去十餘年貿易複雜度不斷下降的工業國家（以美國、歐洲為代表）國內通脹創1970年代以來的新高，需要依靠貿易來降低通脹，近期的關稅豁免正體現了這一傾向。未來的困惑是：從疫情防控政策的差異看似正在造成製造業大國與世界某種程度的阻斷；紛爭常與大疫情相伴，俄烏衝突也讓能源大國與西方社會形成某種程度的貿易隔離。

誰會是新時代的“巴格達”？

“新中心”下的機會：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商品的制裁與構造了一個類似於西元7世紀之後東西方直接貿易停滯的環境——當時的巴格達作為伊斯蘭世界的中心從中轉貿易裡獲益頗豐。資源國與消費國之間的貿易受阻，讓以中間製造業主導的中國有機會以中立的姿態進行其中的斡旋。我們也有理由相信，中國市場能從短期疫情防控的困局中走出，就如人類1000多年來一樣，最終或許屬於21世紀疫情後世界的“巴格達”正在出現。新的中心或許正在重塑，新世界下新中心的運輸業值得我們更多的關注：人的運輸（航空、機場），貨物運輸（油運、幹散運、集運）。

風險提示：1）疫情超乎預期發展的風險。2）各國貿易保護政策的進展。3）其它未考慮到的因素：例如科技水準、政治格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