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深圳改革開放再出發具有全局意義

本文主要内容發表于《環球時報》2020年10月13日  

10月1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以下簡稱《方案》）。以深圳經濟特區設立40周年為契機，中央從改革頂層設計出發，支持深圳實施綜合授權改革試驗，將讓作為中國改革開放旗幟的深圳特區，邁出改革開放再出發的新步伐，開始中國在改革深水區創新改革方式方法“啃硬骨頭”攻堅克難的新一輪探索。

這讓深圳又一次萬衆矚目地站到了四十年前設立經濟特區時沖關奪隘的戰略地位上，于新時代再一次成為中國深層次改革、高水平開放的排頭兵。《方案》給了深圳在制度變革方面充分探索和嘗試的創新空間，這說明中央對深圳以持續改革開放創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標杆案例所寄予的殷切期望。

2019年8月，中央作出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重大決策。當下，以迎接2020年11月深圳設立經濟特區40周年為契機，又出台深圳改革開放再出發的一整套可操作方案，這個重大舉措，也說明中央以深圳為重點突破口帶動全局的深化改革邏輯非常清晰，並已完成了其最基本的頂層規劃設計。

今年以來中央多次強調，要推動形成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通過更多發揮内需潛力，在面對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複雜嚴峻形勢的當下，更好把握種種不確定性中的確定性，以及依托中國自身業以雄厚的發展基礎提升主動權，使國内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更好利用國際國内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更加強勁可持續的發展。從這個戰略目的來看，深圳也正是實現雙循環戰略示範區的最佳選擇。

首先，做為經濟特區，深圳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探索和實踐無疑是最成功的，已經成為解放生産力、實現經濟超常規發展的一個奇迹。一方面它客觀上很好形成了與廣袤本土腹地緊密的有機聯系，在“内循環為主體”上，深圳擁有堅實的發展基礎；另外一方面，深圳又是中國對外開放的最前沿陣地，毗鄰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最接近具有金融、貿易中心地位的香港，擁有内外多方兼顧的戰略地位，使得深圳在内外循環積極互動中擁有不可替代的地緣優勢。

經過四十年的探索，深圳還以經濟結構高端化優勢，明顯領先于内地而亮點紛呈，特別是戰略性新興産業中舉足輕重的數字經濟，已形成深圳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支撐力。站立在數字經濟的高地上，深圳一方面可以服務于“内循環為主體”，另一方面又可以與外部經濟便捷地良好互動，形成内外循環相互促進之勢。所以，現在結合雙循環選擇深圳作為改革開放再出發的標杆式試點城市，是再合適不過的了。

也正是因為在地緣關系上，深圳是粵港澳大灣區不可多得的領頭城市，毗鄰香港和澳門而可緊密聯合大灣區和開放概念下的整體經濟力量，通過一體化高質量發展打造更強勁的經濟增長極，可順勢尋求在世界上形成有一流競爭力的新崛起大灣區，即在全球已有的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東京灣區這三大灣區之外，中國要形成一個可以與它們一比高下的成為強勁增長極的大灣區。從這個角度上看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實施，深圳的地位非常突出，異常重要。

將上述種種戰略定位因素和“守正創新”的超常規發展思維疊加在一起，來認識《方案》的出台，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在中央的現代化通盤戰略部署上，讓深圳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先行示範區，所賦予的份量和期待，的確是非比尋常的。

《方案》中明確指出，2022年，深圳各方面制度建設要取得重要進展，形成一批可複制可推廣的重大制度成果。這說明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的意義和價值重在“複制”，深圳的創新試驗、改革沖鋒，決不局限于深圳本身的發展考慮，它鮮明體現著整個國家改革開放的全局性，即頂層規劃與局部先行先試、總體配套和“繼續摸石頭過河”的有機結合。其實，從上海自貿區的設立開始，中央就特別強調，這種對外開放和以開放催化、倒逼改革的探索，已決不局限于給予某一區域以特殊優惠政策，來形成一個“政策窪地”，而主要是讓這些制度創新先行區在探索出成功經驗後，盡快複制推廣，以星星之火燎原全國，讓制度上的改革成功惠及全國。

我們可以看到，中央在《方案》中賦予了深圳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更多自主權，這也很好體現了中央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堅定決心。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變化，中國發展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因素明顯增多，人們預期中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較大。毋庸諱言，在複雜嚴峻的形勢之下，中國改革開放的決心到底有多大，不少人會對此産生困惑。而《方案》的出台，則相當于一篇很響亮很具體的宣言，體現出中央決心繼續推進改革開放的戰略定力，而且還正在將這一決心與定力，具體化在通盤規劃覆蓋著的關鍵先行區域的實踐環節。

目前全球經濟經曆深度衰退，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國家的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盛行。尤其是美國做為全球第一經濟強國，對中國發起了貿易戰，使中國正遭遇多年未有的嚴峻挑戰和考驗，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更要把握住自己的確定性，做好中國自己可以選擇的正確的事情。《方案》的出台，就很好地體現了中國決策當局頗有戰略耐心與定力的推進現代化部署的思路和訴求，這正是我們的確定性：因為中國的和平崛起所別無選擇的必由之路，就是堅定不移地擁抱全球化，在改革開放之路上要堅定不移地在深水區攻堅克難。不論外面怎麽風雲變幻，美國怎麽遏制和封堵，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基本國策，決不會動搖和改變。

做好自己的事情在思路上並不複雜，就是體現在中央非常明確指導的抓住這些促進創新的重點的事情。今年從再次發文要求進一步破除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鼓勵幹實事、敢擔當、有作為，到要素流動的改革指導文件，再到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通盤指導文件，以及在原來鋪墊好的粵港澳大灣區這個概念之上，于深圳推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先行示範區的實施方案，這一系列舉措環環相扣。很多人覺得受到了困擾的，其實更多是外部環境的變化一一這些不確定性，甚至包括一只只黑天鵝可以不斷地飛起來，但我們自己内部的戰略耐心、戰略定力、實現現代化願景的主心骨、黨的基本路線，堅如磐石，是“一百年不動搖”的。

文章來源：賈康學術平台

賈 康 簡 介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現任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港股100強研究中心顧問，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後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財稅》、《財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余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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