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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忠義精神決定國家興衰成敗
(刊發于2013年8月5日《國際先驅導報》,參考消息網鏈接:
http://ihl.cankaoxiaoxi.com/2013/0805/250457.shtml;)
無論是冒險守護袁崇煥墓17代372年的佘幼芝家族,還是兩代守護葉城烈士陵園43年的艾買爾老人,他們都體現了中國數千年來一以貫之的忠義精神。從程嬰、杵臼冒死保護趙氏孤兒,到忠厚老仆在靖康之變後的戰亂中帶領殉國太原守將王禀遺孤南下逃難,到佘明德冒著被處心積慮構陷殺害袁崇煥的閹黨和被蒙蔽北京市民殺死的風險收殓安葬袁崇煥,再到艾買爾大叔兩代人悉心守護烈士陵園,我們看到了這種忠義精神的薪火相傳、不斷升華和發揚光大。

忠義精神,從來就既包括緊要關頭慷慨赴死的壯烈,也包括對英烈們後事的照顧料理,而這一點對凝聚一個社會是不可或缺的。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才能明白我國建設維護烈士陵園、尋找接收志願軍烈士遺體的意義,才能理解韓國向我國交還360多具志願軍烈士遺體這份善意的價值,才能明白美國為什麽要滿世界搜尋他們失蹤、死亡官兵的遺體。曾經強大的蘇聯解體是從什麽開始的?是從全盤否定蘇聯曆史、亵渎二戰英烈和圍攻軍人開始的。戈爾巴喬夫時代末期,蘇聯英雄闊日杜布空軍元帥曾在蘇聯人代會上悲憤地喊出:“軍人保衛祖國,誰來保護軍人?”如果一個國家、一個社會能夠把為自己奉獻生命的保衛者逼到這種地步,那麽,這個國家、這個社會也就離滅亡不遠了。

(文天祥祠堂)
忠義精神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凝聚力的最高體現,正是這種凝聚力能夠激勵全體社會成員為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奮鬥乃至獻身,因此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一國在國際競爭中的成敗利鈍,在曆史大轉折關頭尤其如此。擁有共同的強調“忠義”的儒家文化傳統,中國洋務運動和日本明治維新為何結果迥異?關鍵原因之一是當時的日本成功地落實了、動員起了社會的忠義精神,凝聚了社會共識;當時的中國則由于滿清統治集團的某些私心作祟而無法有效動員起社會絕大多數成員的忠義精神,無從凝聚社會共識並投入共同事業。那麽多資源豐富的後發國家為何發展情況很不好,甚至沒有能力有效開發自己的資源?社會凝聚力差是一個關鍵原因。這樣的國家,即使能夠乘著新世紀頭十年初級産品牛市的順風而取得較高的紙面上的經濟增長,甚至被賦予“金磚國家”之類名號,也是注定要在國際市場行情轉折的考驗中原形畢露的。我們不能指望永遠享有順利的經濟政治環境,我們只能寄希望于自己有足夠凝聚力和能力應對一切波折風浪考驗。
忠義精神是我們繼承的最可寶貴的文化遺産之一,又是需要我們不斷發揚光大、與時俱進注入新的時代内容的鮮活精神財富。忠義精神的繼承、弘揚、培育關鍵在于民間,只有成為衆多社會普通成員發自内心情感的精神,才是有生命力的精神。一個社會,倘若單純是所謂“上流社會”腐敗沒落,只要能夠保證這個社會的流動性,那還不算致命;但如果連社會基層成員也全面腐敗,那這個社會就真的不可救藥了。正因為如此,佘幼芝、艾買爾這兩個社會普通家庭表現出來的那種長久的忠義精神才令人感奮,“守墓老兵圓夢北京行”的行動才分外令人欣慰。因為在這場行動中,從頭到尾沒有動用政府財政資金,也不是黨政機關發起的,而是普通個人發起、個人和企業自願捐助的,而且一經發起就得到了大家相當熱烈的響應,這一情節讓人看到了我們社會對兩個忠義之家精神的普遍認同與追隨,這是最能讓人自豪、欣慰的,也意味著我們培育、弘揚這種精神有著較好的基礎。為了我們自己和後人能夠享有一個更好的社會,讓我們從現在做起,從自己做起,從一點一滴做起。
(2013.7.15,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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