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禁令與華為極限生存簡析

日期:2019年5月19日 下午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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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君說

導語

要改變人類對一件事的認知,是需要標志性事件作為分水嶺的,比如抗美援朝。對華為公司的封鎖和反封鎖,也可以成為標志性事件,成為中國ICT産業科技自立的分水嶺。

PS:我們運營的備用號 行研資本(ID:report18)為很多老朋友提供了另一處空間,歡迎大家同時關注!


來源:深圳甯南山 甯南山(ID:ningnanshan2017)


2019年5月15日,美國商務部在其官方網站上發布了一則新聞,國商務部的工業和安全局(BIS)把華為公司加入其Entity List(實體清單)。這條新聞還說,把華為加入實體清單的舉動,是因為商務部獲得了相關信息,該信息為確定華為從事的活動違反美國國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提供了合理依據。

 

那麽具體是什麽信息呢?


就是司法部對華為的公開起訴書所指控的活動,包括涉嫌違反“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向伊朗提供違禁金融服務蓄意違反IEEPA規定,以及妨礙司法公正,阻礙對涉嫌違反美國制裁行為的調查。

 

很明顯,美國人沒有發現什麽新證據,而是把美國司法部正在進行的對華為的指控内容作為了商務部的“行動依據”,而這些指控在去年加拿大逮捕孟晚舟的時候我們就已經知道了。


那麽這個加入實體清單意味著什麽呢?


將美國技術出售或轉讓給實體清單中的公司或個人需要BIS頒發的許可證,如果出售或轉讓會損害美國國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則可能會拒絕許可證。該清單將在聯邦公報中公布。

 

“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在美國總統的支持下采取的這一行動將華為作為全球最大的電信設備制造商中國公司,列入實體清單。這將阻止外國實體以可能破壞美國國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方式使用美國技術,“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說。 “特朗普總統已指示商務部保護其國家安全活動。自行政當局成立以來,該部門已向實體名單增加了190人或組織,並根據1962年“貿易法”第232條對進口對國家安全的影響進行了五次調查。”


上面的内容請注意,出來講話的美國商務部長是和中國進行貿易談判的核心成員.

 

同時新聞解釋了這個實體清單的操作流程,那就是實體清單的增加由最終用戶審查委員會(End-User Review Committee)決定,該委員會由商務部,國防部,國務院和能源部的官員組成。根據“出口管理條例”第744.11(b)條,有合理理由相信個人或組織參與或構成參與違反國家安全以及威脅美國的政策利益,可以添加到實體清單中。


因此把華為公司列入實體清單,是美國四個部門共同作出的決定,包括商務部,國防部,國務院和能源部,可見這是美國政府的集體意志。請注意這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出口管理條例),這個是實體清單的法律依據。

 

同時美國總統特朗普也宣布了國家緊急狀態,而標題要非常清楚,這樣做的目的是確保信息和通信技術關鍵基礎設施供應鏈的安全。


特朗普簽署了行政命令,内容是宣布外國對手對信息通信技術,服務和供應鏈的威脅是全國性的緊急情況。


這個行政命令的内容是,只要美國商務部認為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了威脅,那麽就禁止涉及到美國信息技術和服務的商業交易。

 

同時提到,這個決定是基于與總檢察長,財政部長,國務卿,國防部長,國土安全部長,美國貿易代表,情報局局長,總務處處長,聯邦通信主席的磋商。委員會和其他適當機構的負責人,商務部將在150天内發布規則,以制定審查此類交易的程序。

 

在行政命令的一年内,商務部長將酌情與財政部長,國土安全部,國家,國防部,司法部長,美國貿易代表,國家情報局局長和主席進行磋商。聯邦通信委員會必須向總統報告所采取的行動是否充分,並在必要時繼續采取行動。

 

不管是行政命令,還是美國商務部公布的實體清單,都是事實上可以隨時禁止美國公司向華為銷售産品,我們有理由相信,華為成為了美國貿易談判的籌碼,而貿易談判的真實目的,並不只是希望多向中國出口東西扭轉逆差,更多是因為想接貿易協議來阻礙中國的先進産業發展,也因為此,貿易協議里面包含了中國不能接受的内容。如果對此感興趣的話,可以看看我去年同期的文章,完整的列出了當時美國媒體發布的英文版的對方談判條件。


美國商務部BIS把華為列入實體清單依據的是美國《出口管理條例》,而該條例的特點是對外國的交易也加以限制,也就是“區域外適用”,根據市場價格,如果美國企業的零部件和軟件在原則上包含25%以上,那麽也會成為被管制對象,也就是說,即使是韓國,日本,歐洲等國家的産品也將被管制。如果違反,將被美國政府處以禁止與美國企業交易等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

 

那麽華為能否安然無恙呢?一定會受到影響,而且是不小的影響。


根據2018年底華為公布的92家核心供應商名單,美國有33家,中國大陸25家,日本11家,中國台灣10家,其他地區13家。美國的供應商主要是半導體和軟件公司。


 


根據從供應鏈得到的消息,在5月17日,美國各大半導體公司都已經接到了美國政府的通知,停止了對華為公司的供貨,這意味著美國人的禁令對于華為可以說完全沒有緩沖期。

 

對于受到極限狀態受到的可能影響,華為公司内部已經有所評估,華為的輪值CEO徐直軍2019年2月在華為公司年度工作會議上的内部發言時稱:


“我們現在有8000多人的隊伍正在為業務連續性日夜奮戰,沒有節假日”


同時有一句關鍵的話:


“消費者業務相對于ICT基礎設施業務有點不同,在業務連續性上,我們基本不依賴于美國,雖然我們大規模使用美國器件,但是我們可以做到不依賴,這是比較踏實的一點。”

 

同時2019年5月16日華為輪值CEO胡厚崑在内部在《致員工的一封信》里稱


“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BIS)將華為列入所謂“實體清單”的決定,是美國政府出于政治目的持續打壓華為的最新一步。對此,公司在多年前就有所預計,並在研究開發、業務連續性等方面進行了大量投入和充分准備,能夠保障在極端情況下,公司經營不受大的影響。”

 

當然了,華為高管們的講話,肯定會有穩定軍心的意味,那麽華為究竟受的影響有多大?


1:華為手機業務所受的影響比通信基站和企業IT産品要小。


這一點從徐直軍在華為年度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也可以得到印證。


華為手機除了短期内有供貨産能的麻煩,帶來銷量受影響之外,中長期會更快的恢複,這是為什麽呢?一個是客觀要求不一樣,智能終端更看重用戶體驗,企業IT産品和通信基站産品更看重技術指標。


智能手機是小型部件,僅供個人使用,和外部通信的數據交換量較小,一個普通人一個月的使用流量平均下來也就是幾個G的水平。而一個通信基站連接的用戶數量衆多,每天産生巨量的數據交換,企業買的IT産品也是同理,其對數據交換量的需求極大。


企業和電信運營商,對數據的需求量和個人完全不是一個級別,同時對可靠性的要求也和個人不是一個級別,一個企業或者一個運營商如果出現業務中斷,損失將是巨量的,我們假設一個城市突然斷網幾小時,這個影響將是非常巨大。因此ICT基礎設施部分,對信號處理等高性能器件的要求是高于手機的。

 

同時手機業務更多是消費者的用戶體驗水平,對手機技術參數如數家珍的發燒友是少數,大多數人根本不會去了解手機的具體技術規格。


我們一直在說5G,其實和4G的核心區別之一就在于數據傳輸速度,達不到5G的速度就不是5G,也就不會有運營商客戶用。而對于普通用戶,其實手機的上網速度快一點,慢一點根本感覺不到,相比之下會更多在意非性能方面的東西,比如說你的領導,買手機一般都是華為,盡管他買的款式不一定性能有OV,小米的同款好。

 

一個是客觀的收益成本,為什麽華為海思的主力産品是手機使用的麒麟處理器?其實原因不複雜,即使是像中國這樣的大國,通信基站的數量也就是百萬站級別,企業IT使用的各種産品也是同理,其需求量是遠遠無法和單款手機就能動辄銷量上百萬部,甚至上千萬部去比較的。


因此華為優先選擇在手機上大力開發麒麟處理器,也是符合商業利益的結果,這也在客觀上導致了華為的手機部分芯片自主化程度高,甚至可以不依賴于美國器件。同時華為公司也比較有底氣,使用替代器件毫無疑問會帶來手機性能的下降,但是對于消費者而言,這種體驗並不會太敏感,舉個例子,你和你朋友都買了同一款手機,在同樣的網絡環境下測試手機的下載速度,你是3M/s, 他是4M/s,看起來是不是他的手機性能好三分之一?實際上你們的用戶體驗差異不會那麽大。

 

2:美國的《出口管制條例》並不能回溯到以前已經銷售的産品,ARM架構已經獲得永久授權,華為自有操作系統已經可用。


這是很容易理解的,此次美國商務部BIS發布的實體清單,其法律依據就是《出口管制條例》,該條例能夠懲罰違反出口禁令的企業,但是不可能說,一家企業以前賣過東西給華為,所以也要處罰。


華為在2019年5月之前購買的各種服務性産品,其所有權在華為,是可以繼續使用的,只是不會繼續收到廠家提供的服務。


有人說,華為的處理器用的ARM架構,華為的手機用的操作系統是安卓,華為開發芯片用的EDA用的是Cadence,Synopsys,甚至華為員工内部辦公用的也是windows,美國一禁用就完了。

 

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已經購買了的服務性産品,交易已經完成,其所有權在華為,華為繼續使用沒有任何法律問題,華為是有時間來逐步替代以上已經購買的服務性産品的。


以ARM為例,雖然是軟銀所有,但是因為其用到了美國的知識産權,也會受到管轄。但即使不再對華為授權新的版本,華為也可以在之前購買的版本基礎上自行繼續開發,下面這張圖是2019年1月的華為在一次市場活動中解釋了公衆對ARM架構自主性的疑問。華為擁有ARM V8架構的永久授權,而這是最新的商用架構,華為可以完全自主的設計處理器,不受外部環境制約。



另外,如果美國人要求谷歌安卓停止對華為銷售産品和提供服務,谷歌肯定會遵守,但是這不會妨礙華為推出自有系統兼容安卓,實際上華為對于安卓系統已經有了非常深度的理解,前不久推出的方舟編譯器就是個例子,華為通過對安卓底層的研究,能夠確保在專利上證明其自有系統的獨立性,保證能夠在美國以外的所有國家合法銷售。


其他的EDA芯片設計工具也是同理,即使不能繼續獲得更新的版本,華為仍然是可以繼續使用,這也給華為留下了時間,實際上華為還有其他方法可以規避,例如業務外包等等。


實際上,摩爾定律的發展也給了華為時間,EDA工具和工藝制程高度相關,芯片代工廠工藝向更高納米精度,也需要EDA工具廠家隨之更新數據庫。但目前芯片制程到了7/5nm之後,已經基本快到極限,速度變慢,因此華為已經購買的EDA工具授權,可以比較之以前使用更長時間,這也給華為帶來了緩沖。

 

軟件和架構授權都屬于服務型産品,他們一個是不存在大規模供貨的問題,不繼續供貨了我也可以繼續用,我還有時間繼續改進;一個是不存在法律問題,這個也很關鍵,這意味著華為的手機等産品可以在全球各國繼續的順利銷售,而無法被當地法律禁止,當然了美國除外,他們早就禁止華為産品銷售了。


也就是說,即使美帝耍流氓,即使完全沒有法律依據,也要強行規定以前賣給華為的ARM架構授權,以及安卓系統授權也不能算數,也根本不影響華為繼續使用,只要遵守全球除美國以外國家的法律規定即可,華為不會喪失全球市場。這一點從美國反複要求其盟友放棄華為5G,卻響應者寥寥就可以看出來。

 

3:華為的核心元器件供貨問題—台積電問題影響


需要注意的是,華為對于斷供的極限情況,已經做了多年的完整的布局,一些芯片美國供應商占據了統治地位和份額的産品,例如FPGA,DAC,ADC, DSP等等,很多人懷疑華為沒有應對方案。


這是完全錯誤的,以上芯片國内都有廠家可以設計,華為自己也有相關的布局,只是性能不如美帝同類産品。實際上,華為高管的多次講話里面,已經把“業務連續性”作為公司生死存亡的戰略目標。


華為這麽多年的戰略布局,從來都是能出人意料,在你想不到的地方提前數年布局,像上述的大類芯片,華為在多年里,尤其是在去年中興事件爆發之後到現在已經一年多,卻毫無動作的可能性為零。

 

一個是從系統設計上,通過不同的路徑規避和減少美系芯片的使用,最為明顯的就是AI芯片,目前市場上就有FPGA, GPU和ASIC等不同實現方案,不同的方案對美國的依賴度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通過備貨,為切換供應商提供緩沖時間,從第一供應商切換到備份供應商和自有芯片,一定會帶來性能的下降和産能的空白期,因此需要備貨緩沖。


華為已經針對不同類型的重要元器件分級,分別給予不同的備庫存時間。根據《日本經濟新聞》5月17日的報道,據歐洲、亞洲等數家華為供貨廠商的相關人士介紹,對不可替代的美國企業的半導體等,華為確保了6~12個月的庫存。


實際上我合理的推斷,華為除了自己備貨以外,也讓各種合作夥伴備了庫存,這個是很好理解的,


很多芯片並不是由手機或者通信廠家直接從芯片廠購買,而是從各種分銷商合作夥伴處購買,為了共擔風險,各種分銷商也會備庫存,因此華為的實際備貨周期是大于6-12個月的。

 

華為目前的産品的芯片布局里面,是優先保證核心和戰略産品的供應,而對在華為體系里面占比非常小的産品,則會受到很大影響,最為典型的是華為的筆記本電腦,其實現在發展非常好,2018年銷量猛增400%,按照這個速度,華為會很快成為全球筆記本電腦的主流供應商,聯想過幾年會比較危險。


但是目前筆記本電腦的英特爾CPU,華為暫時找不到替代品,同樣的還有windows,不過華為完全可以銷售不帶windows的電腦,由消費者自行安裝。


不過不管怎樣,由于英特爾CPU的不可替代性,因此華為筆記本電腦業務不可避免的會受到很大影響。


相比之下,華為在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體系的ARM架構和操作系統自主性就沒有問題。

 

相比之下,最大的風險是來自于台積電,甚至三星的存儲器都沒有那麽讓人擔心,台積電的7nm制程芯片,為華為旗艦機P30系列等大量供貨,如果停止出貨,將會對華為旗艦機的銷售造成毀滅性影響,華為旗艦機在庫存消耗完後將無法持續生産。


中國大陸的中芯國際,在過去的數年里面采取了重心側重于公司盈利的做法,充分利用和開發成熟制程保證持續盈利,導致先進制程的進展比較緩慢,這種做法對于公司經營和員工報酬是有利的,但是對于國家安全確是不利的。


幸而這種局面在2017年Q3梁孟松加盟後得到改變,14nm制程今年已經可以量産,12nm今年一季度已經在客戶導入中,而7nm工藝也已經在研究中,中芯已經完全改變了戰略方向,全力沖刺先進工藝制程。

 

2019年5月初,中芯國際發布了一季度財報,聯席CEO趙海軍、梁孟松也分別針對運營及技術發表了看法。


“過去兩年以來,公司處于調整期。透過優化和改革,提升内在實力,研發顯著提速。我們積蓄的能量和競爭力,將加速我們接下來追趕産業發展新趨勢的步伐,迎合宏觀市場機會的到來,有望走出調整期,加速我們的成長。”


非常明確的說明,過去兩年的調整中芯國際已經完全的把先進工藝作為主攻方向。因此中芯未來財報的盈利水平,可能不會很好看。在中芯國際2019年發布的《致股東的信》里面,明確提到“2018年全球收入約33.6億美元,同比增長8.3%;來自于中國區的收入(不包括技術授權收入)同比成長了24.3%。


“二零一八年是加速研發之年。我們在研發上的投入超過六億美元,占營收比例遠高于行業平均水平。特別感謝研發部門同事夜以繼日的努力,我們在先進制程研發方面取得了喜人的突破性進展,顯示我們的研發效率得到長足提高。我們已經完成了28納米HKC+以及14納米FinFET技術的研發,並開始相關客戶導入的工作。預計于二零一九年内實現生産。”

 

根據2019年5月發布的第一季度的財報,中芯國際更進一步到了12nm階段。中芯國際聯席首席執行官,梁孟松博士說:“FinFET研發進展順利,12nm工藝開發進入客戶導入階段,下一代FinFET研發在過去積累的基礎上進度喜人。


關于14nm和12nm的不同,梁孟松指出,12 nm 是 14 nm 微縮版本,比較12 nm 工藝與 14 nm 工藝,12nm 在表現上功耗減少 20 % 、效能增加10 % 、面積減少 20 %,兩個工藝有部分客戶重疊,預計在消費性、中端手機 AP 等應用都會有需求。


請注意這個中端手機處理器,業界基本上確定中芯國際14/12nm的第一個用戶就是華為海思。

 

那麽14/12nm是處于什麽水平呢?2016年10月華為發布的麒麟960使用的就是16nm工藝,搭載在2016年10月發布的旗艦機Mate9和2017年2月發布的P10上面,我現在使用的手機就是mate9,已經兩年多了,至今仍然流暢。當然在同樣的時間段里面,我老婆已經換了2部手機了,所以靠中年男人刺激消費是不行的。


目前市面上仍然有搭載麒麟960的華為手機銷售,例如Nova2S,目前6G+64G售價1600元。也就是說,目前中芯國際的工藝水平即使今年順利量産,也只能夠支撐中低端手機的銷售。

 

中芯國際盡管“下一代FinFET研發進度喜人”,這個下一代是10nm還是7nm其沒有透露,但是其到量産,趕上目前台積電的水平也還有幾年的時間。美國人必然會給中國台灣和台積電壓力,這就非常考驗台積電管理層的判斷水平了,在曆史的十字路口,中國台灣和台積電能否做出正確的選擇?


從目前的情況看,台積電在5月17日晚上率先表示“內部已建立一套完整系統,經初步評估後,應可符合出口管制規範,決定不改變對華為的出貨計畫,將繼續出貨華為;不過,後續仍將持續觀察與評估。


至少表明其態度是積極的,由于台積電在美國紐約證交所也發行了ADR(存托憑證),因此美國人是否把在美股挂牌的公司也納入美國企業的定義,這是風險點。


台積電最終會不會迫于美國壓力,取決于其政治智慧。

 

中芯國際在2017年開始布局7nm研發,到現在才2年不到,其7nm研發成功並且量産,還有至少兩三年時間,有梁孟松的加盟會加速,但是這幾年的空白期,華為旗艦機是需要高度依賴台積電的,目前來看台積電是華為的最大變數和風險.


當然極端情況下,如果台積電在美國和中國台灣政府壓力下,做出了追隨美國的曆史選擇,華為的手機部門會遭受重大挫折,但是至少中低端手機還可以依賴中芯國際的14nm/12nm繼續生産。

 

5:華為資金安全


由于全球的美元交易系統掌握在美國手里,而華為總部和全球各個子公司,以及全球各個供應商都有跨國資金往來,因此匯路安全也是華為需要考慮的問題。


由于美元的全球交易都掌握在美國的手里,美國境外的美元交易主要通過美帝的跨境美元交易系統CHIPS進行,CHIPS的所有參與行都在美國境内,具體的說是在紐約,例如中國銀行紐約分行是CHIPS的參與行,中行的其他分行是沒有資格的。


由于美元跨境清算和支付都要通過這些美國境内的CHIPS成員銀行進行,因此美國人很清楚的知道每一筆美元資金的流向,全球每一筆美元清算交易都要通過在紐約的參與行進行。


理論上美國人是可以要求凍結華為的美元交易的。如果美國這麽做,那麽華為公司只能采用歐元或者人民幣和境外進行交易,而如果更進一步,美國要求全球各大商業銀行拒絕向華為提供金融服務,否則進行民事和刑事處罰,那麽這個挑戰就很大了。


即使是中資大銀行,例如四大行,恐怕也很難違反美國禁令,這可能是華為最大的風險點之一,需要國家力量進行援助。

 

我們參考昆侖銀行的案例,該銀行在中石油旗下,是中國專門成立來進口伊朗石油的銀行,在伊朗遭受美國金融封鎖的情況下,用于購買伊朗石油。讓伊朗的銀行在昆侖銀行開設賬號,中國的公司進口石油後,往該銀行賬號匯人民幣和歐元,反之中國公司向伊朗出口亦然。當然了昆侖銀行自2012年開始就被美國制裁,美元結算通道被關閉,長期只能用歐元和人民幣交易,是中國商家向伊朗出口貨物的唯一結算銀行。


換言之,中國的其他大銀行為了規避被美帝制裁的風險,都沒有參與為對伊朗貿易提供結算服務。

 

如果真的出現了極端情況,可以參考專門做伊朗業務的昆侖銀行,專門成立一家小型銀行,為華為提供全球金融服務。另外除了使用歐元以外,我國跨境人民幣支付系統CIPS二期也已經在2018年5月上線,可以提供有力的支撐,2018年前三季度,以中國銀行為例,辦理人民幣跨境結算業務4.26萬億元,同比增長60%。中國目前已經與30多個國家和地區簽訂雙邊本幣互換協議,可以抛開美元和歐元進行交易。

 

6:華為的最終命運和極限推演


在之前的文章里面就分析過,華為有以下幾項收入可以不受影響:


一個是存在不少不依賴于美國元器件的産品,可以順利銷售,最典型的就是光伏逆變器,華為是全球最大的光伏逆變器廠家;同樣的還有海思的芯片,全球最大的安防系統廠家海康威視,其最大的芯片供應商就是海思,類似的還有智能電視芯片,海思也占了很大的份額。而這類芯片並不需要7nm那麽高端的制程,從設計,制造到封裝都可以在中國大陸完成。如果海思來自華為自有系統的需求減少,可以大力推動對外銷售,提高國産電子産品的芯片自主化率。


另外還有終端産品,例如路由器,華為手環,華為手表,華為電視等等,

中低端手機,其性能落後旗艦機的水平,華為采用非美系方案是可以做出中低端方案的。去年4月的中興事件爆發後,也極大的警醒了華為,到今年5月總共給華為留出了13個月的時間,同時加上庫存的6-12個月,華為有足夠的時間完成中低端産品的非美國布局。

 

一個是華為的專利收入,即使華為任何産品都賣不了,也可以像高通一樣收專利費,畢竟不管是4G還是5G,華為都擁有大量無法繞開的基礎專利,並不比高通少,而高通每年專利收入可達百億美元。


實際上我們假設極端情況下,華為所有手機完全不能銷售,其退出的市場一定有部分被OV和小米占據,對于中國來說,整體的市場份額喪失並沒有那麽大,而華為目前並沒有啓動對國内手機廠家收取專利費,倒是和三星和蘋果談專利授權費用非常來勁,可以通過對國内廠家啓動專利收費來彌補損失。另外高通也在使用華為的專利,也是需要向華為付費的,只不過高通不生産手機,雙方交叉授權後,華為還是需要向高通付費。

 

一個是華為在全球存在大量的存量網絡和手機産品,這是可以持續實現收入的,一部手機對華為帶來的收益,不只是手機自身的價格,還有上面的系統收入,最為典型的就是華為商場,你在上面下載了任何的軟件和應用,給開發者帶來的收益,華為都會拿到分成,一般在30%以上,尤其是遊戲,這個是收入的巨大來源,你從華為下載的遊戲應用,然後進行充值,華為都是會有分成收入的。其他還有華為pay等各種華為自有應用,也可以給華為帶來收益。全球存量華為手機至少幾億部,這是華為的盈利來源之一。


另外就是華為遍布全球的數百萬個通信基站産品了,2G,3G,4G很多都是多年前的老産品,靠銷售各種備件,也可以獲得收入。


我覺得真正需要擔心的是華為的部分供應商,華為會受到較大損失,但是倒不了,但是其供應商如果喪失了華為的供貨,一定會有的撐不住倒下,因為華為是很多供應商的第一大客戶,這對産業鏈的影響是比較大的。

 

另外就是華為的金融安全問題,這個是需要國家出面協助的,畢竟先進的芯片可以自研,但是華為不可能自己成立銀行為自己服務。當然了,極限情況下,華為至少可以做中國本土以及少部分國家的生意。

 

雖然落後美國,但中國已經具備較強的半導體研發能力,所有的芯片都有布局,有了火種。美帝是ICT産業的開創者,也是全球最強的領導國家,不依賴于美國元器件,是一個艱巨的挑戰,一定會有短期的痛苦。但是我們也要有信心,中國在IT産業雖然落後美國,但是也已經有了幾十年的積累,實際上就半導體而言,如果全球第一是美國,那麽誰是全球第二?

 

下圖是全球2018年芯片設計十強:


分別是博通,高通,英偉達,聯發科,海思,AMD,Marvell,賽靈思,聯詠,瑞昱,我們可以看到,6家美國公司,3家中國台灣公司,1家中國大陸公司。


實際上上面這個榜單只是純芯片設計廠家,如果我們看所有的半導體廠家。


下圖是2019年Q1的全球15強,分別是英特爾,三星,台積電,海力士,美光,博通,高通,TI,東芝半導體,英飛淩,英偉達,恩智浦,意法半導體,海思,索尼。


分別是美國6家,歐洲3家,日本2家,韓國2家,中國台灣和中國大陸各一家。


以上兩份榜單,我們可以看出什麽呢?


美國遙遙領先毫無疑問,但是其他國家誰是第二,實際上很難分出來。

如果以半導體銷售額來看,那麽韓國人無疑是全球第二,其三星和海力士的存儲器銷售額驚人,導致兩家都在全球半導體行業排進了前四位,總銷售額超過了歐洲,日本,中國台灣和中國大陸。

 

如果以純芯片設計公司來看,中國是世界第二了,下圖是IC insight發布的全球芯片50強,2017年份額為美國53%,中國台灣16%,中國大陸11%,歐洲公司僅為2%,日韓相加也只有2%左右。


實際上中國的11%是沒有包括海思,中興和大唐的内部銷售的,按照IC insight的估計,如果這部分算上,那就是17%的份額。


而2018年,毫無疑問中國大陸設計産業産值進一步放大,繼續超過中國台灣位居第二。


如果以芯片制造來看,那就是中國台灣最強了。全球幾大芯片工廠,台積電,聯電,三星,英特爾,中芯國際,global’foundry,這方面歐洲反而很落後。

 

總的來說,我們也可以看得很明顯,全球美國以外,只有中國半導體産業發展勢頭最猛,對美國的威脅最大。ICT産業本來就應該是華人的優勢産業,全球芯片設計十強的英偉達,黃仁勳就是聯合創始人之一;同樣的還有雅虎的創始人楊致遠,youtube的聯合創始人陳士駿;安華高和博通的CEO 陳福陽等等。


中國台灣以台積電和聯發科為核心的半導體産業也做的非常出色。中國大陸起步晚,但是勢頭是最好的。

 

改變人類的認知需要標志性事件


要改變人類對一件事的認知,是需要標志性事件作為分水嶺的。比如抗美援朝,就是標志著“西方殖民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線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占一個國家的時代是一去不複返了”。


ICT産業是美國人優勢最大的産業,一旦在此次較量中,全世界發現,過了幾年華為依舊在持續發展。也就是說,大家都知道了,即使在其最強的ICT領域,美國人搞技術封鎖和斷供也沒有什麽用,無法阻礙中國科技公司的發展,這將是心理上對人們産生重構,讓世界刷新了對中國科技能力的認識,也能增強國人的自信

 

美國人長期對中國和中國人,或者說黃種人,有一種若有若無的蔑視感。

楊振甯曾經在《鄧稼先》一文中寫過:


1971年,我第一次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見到闊別了22年的稼先。在那以前,也就是1964年中國原子彈試爆以後,美國報章上就已經再三提到稼先是這項事業的重要領導人。與此同時還有一些謠言說,1948年3月去了中國的寒春曾參與中國原子彈工程。


1971年8月,我在北京看到稼先時,避免問他的工作地點,他自己只說“在外地工作”。但我曾問他,寒春是不是參加了中國原子彈工作,像美國謠言所說的那樣。他說他覺得沒有,但是確切的情況他會再去證實一下,然後告訴我。


1971年8月16日,在我離開上海經巴黎回美國的前夕,上海市領導人在上海大廈請我吃飯。席中有人送了一封信給我,是稼先寫的,說他已證實了,中國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蘇聯的極少“援助”以外,沒有任何外國人參加。


這封短短的信給了我極大的感情震蕩。一時熱淚滿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間整容。事後我追想為什麽會有那樣大的感情震蕩,是為了民族而自豪?還是為了稼先而感到驕傲?我始終想不清楚。”


美國人始終不願意相信,中國人能夠自己搞得出核武器,一定是受到了外國人的幫助,這讓楊振甯也感到沮喪,而當鄧稼先向他確認,中國的核武器確實是完全中國人自己搞出來,這種反差以至于讓楊感到感情震蕩,熱淚盈眶。

 

1999年的考克斯報告也是典型,這個在美國引起軒然大波,成為了中美關系焦點以及媒體報道熱門的事件,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指責中國是因為偷竊了美國的W88核彈技術才完成了核彈小型化,還因此逮捕了華裔科學家李文和,最終證明李文和是無辜的,不得不予以釋放,2000年,李文和獲釋,還獲得了美國政府和媒體的賠償。


在這起事件中,從美國的媒體人,到美國政府,到美國議員,他們似乎都相信,中國人是不可能自己掌握那麽先進的技術的,那麽偷竊美國技術就成了唯一的解釋,這是一種把中國人視為劣等民族的優越感心理。

 

實際上到了2019年的今天,美國人的這種心理依然沒有改變,他們今天花很大精力來指責中國偷竊了美國的知識産權,這背後的邏輯,似乎是中國的技術進步和發展都是偷竊美國技術才有可能。


中國的各大科技集團,包括航天科技,航天科工,中船重工,中國電科,中車集團,華為,中興,上汽,國家電網,京東方等等,除了偷竊美國技術之外就無法發展,中國人自己沒有發展科技的能力。


2018年,美國就對中廣核和中核集團進行了禁運,理由是偷竊了美國的核技術。實際上美國了進行了禁運,今天中廣核和中核集團發展並沒有受到什麽影響,各項工程穩步推進。好了,現在我們都知道了,美國在核技術方面對中國搞封鎖,也並沒有什麽用。


對華為公司的封鎖和反封鎖,也可以成為標志性事件,成為中國ICT産業科技自立的分水嶺,不僅改變美國人“你如果不是偷我的技術,肯定就無法發展”的優越感心態。也可以改變中國人“美國一制裁,我們的ICT科技企業就無法發展”的恐懼心態。

 

中國和美國都有弱點,美國沒有必勝的把握。美國在ICT産業的弱點是什麽?對ICT産業而言,美國封鎖華為其實是一場賭博,因為美國人沒有必勝的把握。


全球ICT的制造産業鏈和品牌大部分集中在東亞地區,全球十大芯片買家,有五家在東亞地區(三星,華為,聯想,步步高,小米)。


蘋果的全球200大供應商,有139家,也就是差不多70%來自東亞。同時如果按照工廠計算,蘋果200大供應商全球807家工廠,只有62家在美國,只占7.7%。


605家在東亞(中日韓台),占了75%,其中中國占了47.76%,美國人在制造領域實際上是被邊緣化的。在東亞産業鏈之外,美國可以說是孤島般的存在,因此必須保持開放,參與和融入到東亞産業鏈。

 

ICT産業涉及的大部分零部件以及整機制造,早就離美國遠去了,這個産業鏈很難回到美國本土,美國現在失業率並不高,制造業只有提供更高的薪資才能從服務行業搶到就業人口,同時美國的人口結構變化也很難支撐大規模制造業就業人口。


我看了不少央視拍的中國公司在美國開工廠的記錄片,一個感受就是,為什麽美國工人總體上年紀都這麽大,而且看起來白人居多?

 

美國人最大的優勢在于半導體設計領域和部分半導體産品的制造,美國遠離作為ICT制造中心的東亞,距離在一萬公里以上,這是天然的劣勢。


因為集聚在東亞的中下遊的零部件公司和品牌公司,掌握著半導體類産品的采購權,換句話說,我是客戶,只要我有選擇,那我即可以買你的,也可以買他的。


美國公司目前是憑借其半導體技術優勢,使得中下遊的企業沒得選擇,不得不購買其産品,別無他家,從而參與産業分工獲取利潤。

 

而美國推動封鎖華為,實際上是在推動中國加大在美國核心領域的投資,而一旦中國在這方面趕上來,發現完全可以實現ICT産業内部循環,而不需要向萬里之外的美國公司購買,那麽遠離東亞産業鏈制造核心區域的美國半導體産業,只會被逐漸替代。


這樣的故事已經發生了很多。例如深圳的匯頂科技,其實全球最大的指紋識別公司是在歐洲,瑞典的FPC公司,而當中國公司發現匯頂的國産指紋識別芯片也可以使用,OPPO,VIVO,華為等都紛紛向匯頂科技進行采購,很快遠離東亞産業鏈的歐洲和美國的同類公司就沒有機會了,逐步的從産業鏈退出。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美國人也是玩火,如果美國人堅持封鎖華為一年,兩年,那麽對美國來說,那些技術優勢領先程度比較弱的美國技術公司將首先受到影響,因為一年之後,他們發現自己已經被中國本土的供應商替代了,因為美國政府對中興和華為的打擊,讓那些原本沒有機會參與市場競爭的中國本土芯片公司得到了機會,得以發展壯大


而一旦自己被替代,再想進入東亞産業鏈就非常困難了。這也是為什麽對美國人來說,讓制造業回歸美國本土,讓産業鏈重新回到美國本土如此重要。

 

這是一場競賽,中國人在半導體領域爭分奪秒技術進步,而美國人在努力保持半導體技術優勢,同時讓産業鏈回歸美國。


目前中國已經擁有了一大批全球性品牌,同時中國産業鏈上遊公司也掌握了大量的零部件制造,攝像頭模組,CMOS傳感器,手機處理器,OLED顯示面板,手機鏡頭,玻璃蓋板,金屬加工,FPC,電路板等各種零部件技術都相繼取得突破並且大規模出貨。

 

如果産業鏈始終牢牢的掌握在中國手里,那麽最終只剩下半導體這塊硬骨頭,一旦技術上突破,根本不需要領先美國公司,只要技術上達到同等水平,美國産品就會被很快替換掉,而一旦被替換,則幾乎永遠回不來了。


對華為,中興,OPPO, VIVO,小米們來說,既然可以在東莞深圳買到,我為什麽要從美國買呢?


2018年的中興事件,從4月一直到7月,延續了差不多三個月。這件事把國内很多人的信心打擊了,其實反過來我們並沒有意識到一個問題,那即是美國的芯片份額,在中興的采購體系里面永久性的降低了。中興加大了對自産,國産,以及其他非美系芯片的采購力度,這對美國半導體公司來說,是一個持續性的損失。

 

華為的體量是中興的7倍,是全球僅有的三家千億美元公司之一,2018年全球半導體采購金額達到211.31億美元,增長45.2%。這也是為什麽華為被發布禁令後,美國半導體公司股票大跌,受到的影響比去年大得多。



這也讓美國面臨一個處境:如果堅持禁令,不只是美國的半導體供應商會受影響,畢竟喪失了一家大客戶是很痛的;同時華為在全球的客戶也會受到影響,包括在美國華為也有客戶存在,華為網絡的全球存量巨大,影響是全球性的。


而這個禁令即使在未來撤銷,美國半導體公司在華為公司的份額必將永久性的損失和降低,實際上也會削弱美系半導體公司的優勢。換句話說,一旦做了這個決定,不管是否撤銷禁令,美國一定都會遭受很大損失


如果這個不好感受的話,我們就舉個例子,如果中國政府突然宣布對三星或者蘋果的禁令,中國國内的供應鏈都不能向蘋果公司出貨,我國的零部件供應鏈企業必然也會遭受嚴重損失。


而一旦被蘋果或者三星踢出了供應鏈,再想進入就困難重重了。美國特朗普政府願意承受這個損失,說明他們下定決心要削弱中國的科技進步。

 

中國的國家力量是華為的強大支撐,做好持久戰。盡管華為公司會面臨各種困難,但是他不只是一家18萬人的科技公司,也是14億人的科技公司。

華為公司最大的優勢在于其組織能力強大,不客氣的說,即使今天華為的技術能力和其他國内同行對調,華為也可以憑借自己的組織能力很快趕上來。


也就是此次只要華為公司能夠撐過去,只要這個組織還在,就能最終實現完全的去美國化生存,在受到挫折之後再次恢複,就跟我國各大軍工企業一樣。那個時候美系半導體公司由于被華為逐漸移除出供應鏈,會面臨華為份額越高自己越難生存的情況。


因此,保住華為這個組織,不能只是華為公司自己,中國政府也在行動。中國的各大軍工企業,被美國斷供已經多年,中國在當年能夠確保國有軍工企業的發展,當然也能保證華為的生存和發展。

 

中國建國後,遭遇的此類事件不是第一次:


2018年的中興,中廣核,中核,中電科,晉華....

2019年的華為,都遭遇了美國的禁令和斷供。

 

但其實中國曆史上最為嚴重的“經濟斷供”事件,遠遠比今天嚴峻的多,那就是1958年開始的中蘇決裂事件,隨之而來是1960年蘇聯撤走全部援華專家,那影響的不是一家中國的頂尖科技公司。


當時自第一個五年計劃以來援建的304個項目,到1960年上半年已建成103項。其余201項正在建設中。蘇聯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華專家1390名,並帶走了全部圖紙、計劃和資料,並停止供應重要設備,大量減少成套設備和各種設備中關鍵部件的供應,使我國250多個企業和事業單位的建設處于停頓、半停頓狀態。


事情最大的起因,是蘇聯提出要在中國領土上建設用于軍事的長波電台,和在中國領海和中方組建聯合艦隊作為交換。這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毛澤東後來在回憶這件事時說:“事實上同蘇聯鬧翻是1958年,他們在軍事上控制中國,我們不幹。”


甯肯被斷供,和超級大國決裂,也絕不出賣民族利益,60年前的中國是這樣,60年後的中國也還是這樣。

 

今天中國面臨的條件,其實比當年要好得多了。不管是華為以及其上遊的供應鏈也好,還是整個國家的ICT産業科技進步也好,我們既要對面臨的短期困難有充分的心理和思想准備,同時也要對中長期的勝利抱有堅定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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