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貿易戰:日本為什麽金融戰敗?

日期:2019年5月17日 上午8:50

文:恒大研究院  任澤平  羅志恒  華炎雪

導讀

還原1960-1990年日美貿易戰、金融戰、經濟戰、科技戰,總結美國慣用手段,以及日本經濟爭霸戰敗的教訓。

主要結論:日美貿易戰本質是大國經濟爭霸,霸權國家遏制新興大國崛起,貿易逆差只是幌子。日本通過貨幣放水應對外部沖擊導致資産價格泡沫,最終金融戰敗,陷入“失去的二十年”。美國通過里根供給側改革和沃爾克控制通脹,重振美國經濟活力,成功維持經濟霸權。這對當前中美貿易戰具有重要啓示意義。

日美貿易戰的曆程:

從195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初的三十多年,日美經濟爭霸從六大行業的貿易戰逐步升級為匯率金融戰、經濟戰、科技戰,從産業沖突到宏觀協調和經濟制度沖突,最終以日本金融戰敗陷入“失去的二十年”、美國維持世界經濟金融霸權告終。

六大行業貿易戰先後涉及紡織品(1957-1974年)、鋼鐵(1968-1992年)、家電(1970-1980年)、汽車(1981-1995年)、電信(1981-1995年)和半導體行業(1978-1996年),涉及行業的演進與日本從輕工業、重化工業、高科技産業的不斷升級同步。貿易戰的方式,從早期的日本“自願限制出口”和貿易數值管理(紡織、鋼鐵、家電)到不得不接受擴大進口、取消國内關稅(如汽車)、開放國内市場(如電信)、對出口美國的産品進行價格管制、設定美國産品在日本市占率指標(如半導體産品)等條件。為規避關稅和匯率風險,日本汽車、家電廠家選擇直接赴美投資,繼而引發投資摩擦。但是日美貿易戰並未根本解決貿易失衡問題。

因此,貿易戰之外,美國還對日本挑起了匯率金融戰強行使日元升值降低日本産品競爭力、經濟戰強行改變日本經濟結構和政策等。1985年,在美國的主導和強制下,美、日、德、法、英等簽署了“廣場協議”,日元在短時間内大幅度升值;1989年,美國與日本簽訂了“日美結構性障礙協議”,要求日本開放部分國内市場,並直接強制日本修改國内經濟政策和方針,之後日本政府通過舉債的方式進行了大量擴大内需的公共投資。

“廣場協議”後,日元升值導致日本出口增速大幅下降轉負(日元計價),經濟增速和通脹水平雙雙下行,為應對“日元升值蕭條”以及美國要求日本擴大内需,日本銀行不斷放松銀根。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得國内流動性過剩,推升股票市場和房地産市場投機熱潮以及泡沫。“日本第一”的認知、政府及國民心態在80年代的過度膨脹、擔心緊縮政策導致美元貶值,使得日本政府及央行(日本銀行)錯過宏觀調控的最佳時機。1989年5月開始連續五次過快過急的加息及地價抑制政策最終導致了泡沫破裂和危機産生。

1990-1991年危機後,日本産生大量過剩産能、不良債權、過剩勞動力,銀行等金融機構、企業破産倒閉、失業率和自殺率上升,動蕩的政局(十年時間,九屆内閣,七任首相)及錯誤的應對導致日本陷落。人口紅利消失、老齡化加劇上升、城鎮化進程已達較高水平、趕超型經濟體制不再適應市場化、全球化和信息技術革命時代的需要,總量型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始終未能解決結構性問題,日本再也沒有資格挑戰美國經濟霸權,日美經濟爭霸以日本戰敗宣告結束。

日美貿易戰啓示:

1、貿易戰本質是大國經濟爭霸和改革戰。

當年日本對美國無原則順從,結果日美貿易戰不斷升級,直到自己應對失當崩盤,沒有實力挑戰美國霸權,日美貿易戰才結束。 

中美貿易戰,什麽文明的沖突、冷戰思維的意識形態對抗,都是幌子,本質上是赤裸裸的實力競賽,是霸權國家對新興大國的戰略遏制。中美貿易戰只有兩個結局,要麽我們被遏制,要麽偉大崛起。 

2、放棄幻想,做好中美貿易戰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的准備。

美國對日本發動貿易戰,一方面是為了改善美國貿易失衡,另一方面是對日本經濟崛起的遏制,尤其是隨著兩國經濟實力此消彼長,以及産業從互補走向競爭,形勢將日益嚴峻。這在曆次世界領導權更叠中均有典型案例,如果雙方管控失當,從貿易戰升級到金融戰、經濟戰、科技戰、意識形態戰、地緣戰、軍事戰,則落入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日美貿易戰曆時30多年,最終以日本金融戰敗宣告結束。

3、做好中美貿易戰升級為匯率金融戰、經濟戰、科技戰、地緣戰的准備。

美國對日本貿易戰的路徑清晰:從有競爭沖突的産業貿易戰,逐步到匯率金融和經濟戰,且在打的時候充分使用其國内301、232等條款進行威脅,美國露出單邊主義、霸權主義、美國利益優先的本質。

4、防止采取貨幣放水、重走刺激老路的方式應對,這是日本金融戰敗的主要教訓。

貿易戰必然打擊外需,但是如果為了擴大内需而轉向貨幣放水刺激,則容易醞釀金融泡沫。

近期金融去杠杆和中美貿易戰引發貨幣再度放水刺激的呼聲和討論,這是非常短視和誤國的,如果面臨中美貿易戰的外部沖擊重回貨幣刺激的老路,將重演1990年日美貿易戰的失敗教訓。

5、外部霸權是内部實力的延伸,中美貿易戰,我方最好的應對是以更大決心更大勇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對此,我們要保持清醒冷靜和戰略定力。

中美貿易戰,最好的應對是順勢以更大決心更大勇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類似1960-1980年的日本、1960-1990年德國産業升級應對模式,而不是1985-1989年日本貨幣放水刺激應對模式),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放開國内行業管制、降低制造業和部門服務業關稅壁壘、加強知識産權保護的立法和執行、下決心實施國企改革、改革住房制度、建立房地産長效機制、大規模降低企業和個人稅負、改善營商環境、發展基礎科技的大國重器等。

美國真正的問題不是中國,而是自己,如何解決民粹主義、過度消費模式、貧富差距太大、美元特里芬難題等。80年代美國成功遏制日本崛起,不是因為日美貿易戰,而是里根供給側改革的成功。 

中國真正的問題也不是美國,而是自己,如何解決進一步擴大開放、國企改革、官員積極性、企業家信心活力、減稅降費等問題。 

6、建設更高水平更高質量的市場經濟和開放體制,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被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牽制。

中美貿易戰,我不是太贊同現在的部分輿論氣氛,看熱鬧不嫌事大,這很不冷靜。我們要積極擁抱全球化,中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國應對中美貿易戰,最好的應對是堅定不移地推動改革開放,建設更高水平更高質量的市場經濟和開放體制,做好自己的事情。我們可以與中日韓、歐盟、東南亞搞自由貿易區,建立高水平的自由貿易區,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我們的對内對外開放確實有很多地方值得改進,不管美國怎麽做,我們保持戰略定力,繼續改革開放,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

7、堅持對外開放,尤其擴大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但要控制資本項下金融自由化的步伐。

日本在80年代的資本賬戶過快開放,導致熱錢打進打出,成為資産價格泡沫形成以及破裂的重要推手。在内部轉型不到位的情況下,過早的對外開放便利短期資金進出的資本賬戶,容易引發金融債務風險,1980年代拉美債務危機、1990日本金融危機、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等均與此有關。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負面清單管理等總體上有利于中國吸引外資、貿易便利,但推動資本項下的開放要有節奏、漸進地進行,避免短期内迅速地沖擊人民幣匯率以及資本大規模流入流出對經濟金融系統的沖擊。

8、産業政策應該實施,但重點在于支持教育、融資、研發等基礎領域,而非補貼具體行業,尤其不應該補貼落後産能和行業。

9、避免國民心態的過度膨脹,避免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情緒的輿論導向。

80年代中後期,“日本第一”的過度膨脹導致對形勢認識不清,一再誤判並錯失機遇。在此次中美貿易戰之前,國内存在一些過度膨脹的思潮。中美貿易戰無異于最好的清醒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在科技創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務、大學教育、關鍵核心技術、軍事實力等領域跟美國的巨大差距,中國新經濟繁榮大部分是基于科技應用但是基礎技術研發存在明顯短板,我們必須繼續保持謙虛學習、韬光養晦、改革開放。轉危為機,化壓力為動力。曆史是有規律的,凡是不斷吸收外部文明成果、不斷學習進步的國家,就會不斷強大。凡是固步自封、阻礙時代潮流的國家,不管多強大,都必將走向衰敗。

10、穩定的政治環境和民衆企業政府部門間的同心協力對于應對外部貿易戰以及推動内部經濟轉型升級極其重要。

日本80年代政府部門間矛盾及90年代政局的動蕩導致應對不利。貿易戰背後更深層次的是改革戰,與其打嘴仗、挑動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情緒,不如韬光養晦、實事求是地做好改革開放和結構轉型,曆史和人民最終會給出最公平的答案。

目錄

1   日美貿易戰發生的政治經濟環境

1.1  戰後複蘇時期(1945-1955):冷戰爆發,美國由削弱轉向扶持日本

1.2  高速發展時期(1956-1973):重化工業為主導,紡織、鋼鐵、家電貿易戰爆發

1.3  中高速穩定發展時期(1974-1985):增速換擋,産業升級,電子、電信和半導體貿易戰爆發

2   日美貿易戰回顧:六大行業伴隨日本産業升級依次展開

2.1  紡織品貿易戰(1957-1974)

2.2  鋼鐵貿易戰(1968-1992)

2.3  彩電貿易戰(1968-1980)

2.4  汽車貿易戰(1981-1995)

2.5  電信貿易戰(1981-1995)

2.6  半導體貿易戰(1978-1996)

3   1980年代中後期升級到金融戰、經濟戰

3.1  匯率金融戰:逼迫日元升值,金融自由化

3.1.1  “美元日元委員會”:推動金融資本市場自由化,但未能實現日元升值目標

3.1.2  《廣場協議》:五大國聯手抛售美元,日元迅速大幅升值,但未減少美日貿易逆差,直到1988年逆差才縮窄

3.1.3  《盧浮宮協議》:穩定匯率,阻止美元進一步貶值,日本承諾降低利率擴大内需

3.1.4  1995《日美金融服務協議》:金融服務領域進一步放松市場准入

3.2  經濟戰:強行改變日本經濟結構,日本宏觀政策獨立性喪失

4   影響與後果:1991年資産泡沫破裂,日本陷落

4.1  貿易戰對美國貿易逆差有短期階段性的改善,但長期美國貿易逆差擴大趨勢更為嚴重

4.2  日元大幅升值,房市、股市泡沫破裂,經濟增速大幅下降,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

4.3  21世紀初的結構性改革取得部分效果,經濟緩慢回升,但始終難以回到景氣時期。

5     啓示 

正文

1   日美貿易戰發生的政治經濟環境

日美貿易戰發生于1950年代中後期至1990年代初期,隨著日美經濟政治實力的對比及國際局勢而發生相應變化,總體上伴隨日本崛起而愈演愈烈。戰後,日本經濟可大致劃分為以下階段:(1)戰後複蘇時期:1945-1955,平均增速9.3%。(2)高速發展時期:1956-1973,平均增速9.2%,實現從輕工業到重化工業的升級,日本的成本優勢及其産業升級帶來的市場競爭力,沖擊到美國相關行業,紡織品、彩電、鋼鐵貿易戰爆發。(3)穩定增長期:1974-1985,劉易斯拐點出現,經濟增速換擋,年均增速4%,1980年確立技術立國,實現從重化工業到技術密集型産業(汽車、電信、半導體)的升級。越戰及兩次石油危機對美國沖擊較大,美國經濟陷入“滯漲”,日本相對較快地走向複蘇;里根上台以來美國經濟在積極財政和放松管制下發展較好,但整體上日本經濟增速高于美國。日美貿易順差開始急劇擴大,貿易戰進入白熱化階段。(4)泡沫經濟形成期:1986-1991,日元持續升值,過度寬松的貨幣金融政策和擴大内需的財政政策推升股價、地價泡沫。80年代末追趕期結束,追趕期的經濟體制和企業經營方式不適應新的環境。(5)泡沫破裂後的蕭條期:1992-今,泡沫破裂,陷入失落的二十年,期間世紀初小泉内閣改革雖有起色,但未能擺脫整體的低迷。

1.1  戰後複蘇時期(1945-1955):冷戰爆發,美國由削弱轉向扶持日本

二戰結束後,美國發表《戰後初期的日本政策》,單獨占領日本,保留了日本政府和天皇,間接統治日本。美國對日本實施非軍事化、民主化以及解散財閥為核心的改革,旨在通過嚴厲的制裁政策,削弱日本消除威脅。隨著冷戰爆發、美蘇對立,美國希望通過複興日本以增強抵抗共産主義威脅的能力同時配合實施美國的亞洲戰略。1948年10月美國正式開始扶植日本,派專員對日本全方位規劃。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又與日本簽署了特需訂貨協議,同時美國向日本開放國内市場,日本憑借管制低利率和傾斜生産方式,重建基礎産業,迎來戰後的第一次繁榮。日本為進一步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制定了外向型發展戰略、調整産業結構、保護大企業並發展小企業等策略,“重經濟,輕軍備”,僅用了十年時間日本便恢複到戰前水平。1951年9月,美國和日本簽訂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規定日本從屬于美國。1956年《經濟白皮書》宣稱“已經不再是戰後”,意味著複興階段結束。

1.2  高速發展時期(1956-1973):重化工業為主導,紡織、鋼鐵、家電貿易戰爆發

1956年日本政府提出“當務之急是要趁著世界技術革新的東風,讓日本走向新的建國之路”。池田内閣于1960年12月提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計劃從1961年開始在10年内使國民收入翻一番,形成了相應的産業、財政、金融政策及監管模式。該階段,日本的勞動力總體豐富(人口紅利期)、政府加大人才培養和教育力度、銀行和財政投融資制度人為壓低融資利率、城鎮化進程加快、投資帶動投資和消費革命産生強勁的内需、實施促進産業升級的産業政策、外部環境相對友好,一系列因素刺激日本經濟高速發展。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標,國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968年,日本成為西方世界僅次于美國的第2大經濟強國。到1973年,國民收入甚至增加了2倍,日本從此誕生和形成了一個強大和穩定的中産階層。基礎設施建設得到飛速發展。

(1)形成由下遊向上遊傳導的投資帶動型經濟。1950年代中期,借由朝鮮戰爭使得特需擴大的契機,經濟增長方式開始向設備投資主導型轉變,帶動以化學、金屬、機械産業為中心的重化工業的發展,形成了從下遊到上遊的“以投資帶動投資”的經濟增長模式。

(2)消費革命開啓擴大内需的良性循環。隨著東京圈、關西圈、名古屋圈工業的發展,人口開始向三大都市圈流動,城市化進程快速發展,1955-1975的二十年間,城鎮化率上升近20個百分點至75.9%。城市家庭數量上升使得耐用品需求量上升,工業生産能力上升以及量産體制帶動了商品價格的下降。1950年代後半期,以冰箱、洗衣機、黑白電視為代表的家電産品價格下降到一般家庭可承受的價格,消費革命帶動内需急劇擴大。1954-1958年間,洗衣機的銷量從27萬台增至100萬台;而黑白電視機從3000台增至100萬台。此外,家庭儲蓄率的上升又通過金融機構為企業投資提供了資金,開啓支撐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

(3)注重人才和技術培養,學習和引進海外先進管理方式。1956年教育文化經費占財政支出比達到12.4%。1955年日本設立“生産性本部”,其核心工作是向歐美國家派出由日本企業家和工會人員組成的海外視察團,進行實地考察與技術學習。1955-1975年間,日本共派出視察團1000次以上,人數達到1萬人以上,將所學成果改良並應用到本國企業管理中。同時被軍需生産培育起來的技術被轉用到了民間部門,使得日本工業部門生産率和産品品質提高,並且降低生産成本。

(4)引導産業升級,財政支持以減少夕陽行業造成的沖擊。1960年日本完成了由勞動密集型的紡織輕工業向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的轉移,産業政策重心轉移到了保護培育新興産業,出台了外幣配額政策優先權、為促進設備投資的低息融資和出口稅制優惠措施。對于以煤炭為代表的夕陽産業,政府支付補助金,減輕因急劇衰退帶來的失業以及對地方經濟的重創;對産能過剩的行業,政府實施調整設備投資、促進企業合並重組等政策。

1974年前後,支撐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基本條件發生了變化,産業結構亟待調整。1974年出現“滯漲”,當年GDP負增長。

(1)劉易斯拐點來臨,人口紅利逐步消失,老齡化加速。粗出生率和總生育率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達到頂點。從年齡結構看,0-14歲人口占比持續下滑;15-64歲人口占比分別在1969、1992年形成兩個高峰,分別是68.89%和68.92%;65歲以上人口占比持續上行。從農村到城市的勞動力轉移在70年代初已急劇減少,城市化率在1975年達到較高水平75.9%,其後十年僅增加0.8個百分點。

(2)以冰箱、洗衣機、電視為代表的家電在1975年前後普及率相對較高,國内需求達到相對飽和。其中,每百戶家庭擁有彩電90台,洗衣機98台,電冰箱97台,僅汽車仍有潛力,以耐用消費品為中心的内需增長機制到70年代中期喪失足夠動力。

(3)石油危機擡升重化工業生産成本,導致原本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企業設備投資的積極性下降。鋼鐵、造船、石油化學等曾經的領頭羊産業最終失去競爭力,引領20世紀70年代後半期到80年代經濟增長的産業是汽車、電子等技術密集型産業。

(4)環境汙染問題越來越嚴重。重化工業排放的廢氣廢水和農業化肥的使用導致環境對經濟的約束越來越大。

(5)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日元升值。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前,1美元固定兌換360日元;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1971年12月,史密森協議嘗試通過多國之間調整維持固定匯率制度,日元被迫升值到1美元=308日元。1973年2月日本采用了浮動匯率制,史密森體系倒塌,日元升值到1美元=220~250日元。但日本憑借産品競爭優勢對美出口持續擴大,美日貿易逆差不斷攀升。

1.3  中高速穩定發展時期(1974-1985):增速換擋,産業升級,電子、電信和半導體貿易戰爆發

針對以上問題,日本政府綜合運用法律、財政、稅收和金融等政策措施,側重從供給側入手實施改革,經濟增速換擋成功,日本産業結構升級為技術密集型。反觀此時的美國,兩次石油危機導致其經濟形成“滯漲”,里根上台後依托“供給學派”理論,財政與貿易出現雙赤字。該階段日本平均增速高于美國,日美貿易順差持續擴大,貿易戰範圍擴大。

日本主要改革措施如下。

(1)“減量經營”,降低能耗、利息、勞動力成本。第一次石油危機引發的國内經濟危機引發一些日本企業自發開展經營調整,被稱為“減量經營”,其核心主要有三條:節約能源消耗、降低利息負擔和降低勞動力成本。日本政府因勢利導,積極推動和引導 “減量經營”在全國範圍内實施,日本制造業戰後從傳統的粗放型經濟轉向高附加值型經濟增長方式。

節約能源消耗。以石油危機為契機的能源價格上漲,對日本傳統的粗放式增長模式造成了沈重打擊,以石油化工、鋼鐵等為代表的高能耗行業的競爭力大大降低。日本政府通過行政指導及各種限制措施,引導經營效益差的企業關停並轉,顯著削減了這些行業的生産能力。 1975年,日本增加生産能力的設備投資在全部設備投資中比重比 70 年代初降低了約 50% 。同時,鼓勵企業進行内部技術改造和生産設備更新,有效節約能源。許多高能耗行業積極采取節能技術,如鋼鐵業大量采用高爐爐壓發電設備,石油化工業采用加熱爐的廢氣、余熱回收技術,水泥業引進懸浮預熱器技術等。

降低利息負擔。石油危機爆發後,日本著名的《日經商務》雜志指出,在石油危機後的惡劣環境下,日本企業必須努力壓低原材料費用、財務費用等各項成本才能生存下去。當時日本企業自有資本比率不高,利息負擔較重是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通過實施“減量經營”,日本企業的自有資本比率大幅提高,從企業借款占營業額的比率看, 1978 年比 1965-1973 年平均減少 6.6 個百分點;從制造業自有資本比率看, 1985 年比 1975 年提高 7.7 個百分點。再加上同期日本利率水平不斷降低,企業利息負擔得到有效減輕。

降低勞動力成本。劉易斯拐點到來後的勞動力成本大幅上升,成為石油危機沖擊下日本企業不能承受之重。當時有研究表明,如果主要制造業企業在一年内不削減 6-14 萬雇傭人數以降低成本,就無法維持收益。企業通過解雇臨時工、控制正式員工的錄用、女性員工離職後不再補充新人乃至減少主幹勞動力等多種方式調整雇傭人數,降低人工成本。據日本産業勞動調查所統計, 1975 年以後的四年中,包括松下電器、三菱重工、東芝等在内的多家企業減員達 21萬人。此外,由于發展中國家勞動力成本較低,日本政府還積極鼓勵勞動密集型産業尤其是一些高耗能、高汙染的勞動密集型産業向海外轉移。

(2)政府引導産業結構升級,大力疏解産能過剩和扶持新興産業發展。

大力疏解産能過剩。 經過兩次石油危機打擊,日本衰退産業和過剩産能增加。 1978 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特定蕭條産業安定臨時措施法》(“特安法”)和《特定蕭條産業離職者臨時措施法》等四部法律,主動對衰退産業和過剩産能進行調整和疏解。“特安法”認定平電爐、煉鋁、合成纖維、造船、化肥等 14 種産業為結構蕭條産業,當時這些産業的企業開工率只有 60%-70% 。針對上述結構蕭條産業的調整和疏解方法包括:(1)采取政府收購來報廢設備的方式,即由政府與産業界合作預測未來供求,對“過剩部分”由政府出資收購報廢;(2)設立特定蕭條産業信用基金,對那些按計劃淘汰落後設備的企業提供優惠利率貸款,幫助蕭條行業安置工人和轉産;(3)允許因供求明顯失調、價格降到平均生産費用的特定商品的生産者締結有關限制産量、維持合理價格的壟斷組織。“特安法”的實施取得明顯成效, 1978 年和 1979 年日本工業連續兩年高漲。

扶持新興産業發展。 在對衰退産業和過剩産能進行調整和疏解的同時,日本政府有效利用産業政策,鼓勵和培育新興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産業發展。 1978 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特定機械信息産業振興臨時措施法》,提出要發展電子計算機、高精度裝備和知識産業,投入了大筆政府專項資金對尖端技術的開發提供補貼和資金,並對以上産業實施稅收和金融方面的優惠政策。人們已將這個項目視為日本 70 年代後期推出的産業技術政策的成功典範,它為奠定日本電子産業的基礎及擴展在國際市場的份額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上世紀 70 年代,日本産業結構變化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服務業的重要性增強, 1973-1985 年服務業年均增速高于同期制造業增速0.2 個百分點,從 1970 年到 1980 年,服務業就業人數比重提高了 8.9 個百分點。

2  日美貿易戰回顧:六大行業伴隨日本産業升級依次展開

戰後日本經濟摩擦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和日本産業結構的轉換中發生的,發生在50年代中後期的輕工業,到60-70年代的重化工業,再到80年代的高技術行業如半導體。日美貿易戰集中在六大行業,包括以美日紡織品貿易協定告終的紡織品戰(1957-1974)、以日本主動限制對美彩電出口並增加海外投資告終的彩電戰(1970-1980)、以日本自願限制鋼鐵出口和美國建立鋼鐵“自動啓動反傾銷訴訟”制度告終的鋼鐵戰(1968-1992)、以日本自願限制汽車出口和增加對美投資告終的汽車戰(1981-1995)、以設定日本産品銷售價格和美國在日本市占率為貿易數值管理的半導體戰(1978-1996)。

日美貿易戰的特點:

(1)從貨物到服務(90年代的金融服務業)。

(2)從進出口調整到經濟制度協調。

(3)以雙邊談判為主,規避GATT多邊機制,美國經常動用國内貿易法301條款、201條款等威脅日本,甚至為此修改《1974年貿易法》、通過《1988年貿易與綜合競爭法》制裁日本,強迫日本簽訂協議。由于日美是典型的單方面、非對稱的依存關系,且日本出于維護美國市場、依賴安保的需要,面對美國的咄咄逼人,日本幾乎是節節讓步,缺乏必要的有利的反制。

(4)貿易戰演變的基本路徑是:美國行業協會(企業)對日譴責或要求議會對日采取保護主義-日方反駁-美方動用301等威脅-經濟問題政治化-談判-日方讓步-簽署協議。

(5)對日措施層層遞進:從要求日本自主限制出口到要求其擴大進口、開放市場、取消關稅、對出口美國産品進行價格管制、設定美國産品在日本的市占率指標等條件。

2.1  紡織品貿易戰(1957-1974)

二戰後,美國把扶植美國棉紡織業作為提供經濟援助的内容之一,美國借款給日本企業購買棉花和機器設備,日本向美國出口棉紡織獲得外匯償還借款。50年代之前日本向英國大量出口,50年代後美國開放其國内市場。

1949年日本商工省制定了《關于迅速發展合成纖維工業的方針》,東洋人制造公司等國内企業積極引進和開發合成纖維技術,依靠朝鮮戰爭特需,推動日本紡織工業産量增加。日本紡織業主要為中小企業,處于過度競爭狀態,價格低于國際市場,沒有建立完善的出口管理制度。

1955年日本加入GATT,美國給予30種棉制品的優惠關稅,廉價的日本棉紡織品進入美國,出現了“1美元襯衫”事件。1955-1956年間,“1美元罩衫”在美國的市場占有率從3%增長到28%。1957年日本超越英國,成為世界上紡織品出口額最大的國家。從出口地區看,對美國出口最大,日本棉紡織品在美國的市占率從1951年的17.7%上升到1955年的60%以上。到60年代末,日本出口的毛制品占美國市場比重高達30%,合成纖維制品占比高達25%,沖擊美國紡織品行業利益,美國輕工行業向議會提出立法限制進口。

為維護美國市場,日本于1956年提出自主出口限制(棉質産品1.25億平方米,女襯衫25萬打),1957年簽訂《日美紡織品協議(1957-1961)》,規定5年有效期。

1957年,針對美國強化限制的要求,兩國政府簽署了《日美棉織品協議》,以政府間協議的方式自願限制出口限制。

1960年,肯尼迪在競選時因對紡織業做出保護承諾而贏得南方各州選票,在其就任總統後,迅速成立了紡織業部長委員會研究扶持紡織業的政策。

1961年8月,日美簽訂了《日美棉紡織品短期協定》,内容包括設定總出口限額和三類商品限額。1963年簽署了《日美棉紡織品長期協定》,規定1964和1985年對美紡織品出口增速分別為3%和5%。

1971年10月,日美簽訂了《日美紡織品協定(1972-1974)》,規定此後3年内合成纖維和毛紡織品的平均出口增長率分別限制在5.2%和1%之内,並將商品劃分為7類,具體規定了出口限制的目標。1974年,日美兩國將《日美紡織品協定》和《日美棉紡織品協議》合二為一簽訂協定,日美紡織品摩擦自此得以緩解。

小結:紡織貿易戰加速日本産業結構升級。7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重化學工業化,作為輕紡工業的代表産業之一的紡織業在日本實際上已經成為衰退産業,日本政府花2000億日元收購過剩紡織品,限制出口的同時縮減了紡織品過剩産能,促進了産業結構調整。

2.2  鋼鐵貿易戰(1968-1992)

自1951年起,日本制定了兩個“鋼鐵合理計劃”,對鋼鐵業進行大規模技術改造,積極建設大型聯合鋼鐵企業,同時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並進行創新,極大地促進了日本鋼鐵産業經營效率的提高。1960-1978年,日本鋼鐵産業生産總值年均增長率9.7%,在發達國家中占據頭籌。在滿足内需的同時,日本鋼鐵出口大規模增加,1960-1980年代的出口率處于30%以上的水平,自1963年起成為世界上鋼鐵産品出口量最大的國家。[1]日本鋼鐵在美國鋼鐵進口比重由1950年的5%上升到1968年50%以上。美國鋼鐵産業受石油危機和國内工人罷工的影響,國際競爭力下降,掀起保護主義浪潮。

1、日美鋼鐵産品協定(1968-1974),日本自主限制出口

美國鋼鐵生産廠家早在1963年就指責日本對美國進行鋼鐵傾銷,為防止美國的進口限制和貿易報複,日本自願減少對美出口,維持對美出口秩序。

1968年,美國鋼鐵生産廠商再次指責日本鋼鐵廠商的傾銷行為。美國政府官員所羅門以貿易限制和貿易報複威脅,向日本鋼鐵出口聯盟要求日本自主限制鋼鐵産品對美國的出口。日本被迫讓步,于1968年7月實行鋼鐵産品對美出口限制,限制時間為1969-1971年,要求1969年鋼鐵産品出口同比減少20%,1970、1971年允許保持同比5%以内的增長率,1972年日美商定將此協議延長至1974年。

2、設定最低價格(1978-1982),發起201調查

1976年以後,日本的鋼鐵産品又大規模進入美國市場,占美國鋼鐵進口額比重55.9%。1977年12月,美國政府制定了外國對美國鋼鐵産品出口的最低限價制度,外國廠商鋼鐵産品在美國市場售價一旦低于最低限價,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有權不經産業界訴訟而直接調查傾銷行為是否對美國産業構成侵害,即《1974年貿易法》的201條款。

3、日美特殊鋼貿易協定(1983-1987),日本自願限制出口

1983年7月,美國對薄鋼板、帶形鋼等特殊鋼提高關稅並進行進口數量限制。在此背景下,日本主動謀求與美國簽訂自主出口限制。1983年10月,日美通過《特殊鋼貿易協定》,日本自此後5年時間内對特殊鋼實行自願出口限制。

4、限制外國鋼鐵産品在美占有率上限(1984-1992)

1984年美國鋼鐵企業以及全美鋼鐵聯盟根據201條款申請實施救濟措施。里根決定實施鋼鐵業救濟措施,要求鋼鐵出口國自主限制出口。1984年10月美國通過了《鋼鐵進口綜合穩定法》,規定無論美國國内鋼鐵産業是否被害,外國(含日本)鋼鐵産品在美國市場上的占有率只能在17%-20.2%以内。1984年12月美國與日本等國達成自主出口限制協議,約定市場占有率,規定:日本在美國鋼鐵市場上的占有率限制在5.8%以内,韓國在1.9%,巴西在0.8%,西班牙在0.67%,南非在0.42%,墨西哥在0.3%,澳大利亞在0.18%以内。布什總統上台後,將救濟措施延長2年半,在1992年終止。日美鋼鐵貿易基本成為受國家管理的貿易。

小結:相較于紡織品貿易戰,在鋼鐵貿易戰中,美國使用的貿易手段更加豐富,而且對各國都展開了攻擊。首先要求日本實行自主出口限制,但隨著貿易摩擦的擴大和深化,美國進一步實施保護國内市場的最低限價制度和有關鋼鐵市場占有率的法案。

2.3  彩電貿易戰(1968-1980)

1969年日本成立第一家將全部電視機産品半導體化的公司,1970年幾乎所有日本電視機公司全部半導體化,在70年代初期日本電視機技術全面趕超美國。日本彩電公司經營策略靈活,以盈利不大的小型電視機進入美國市場,並逐漸轉向大型號電視機,以低價格優勢與美國電視機公司展開正面競爭。

1、維持出口市場秩序的“日美彩電協定”(1968-1980)

1968年3月,美國電子工業協會起訴日本11家電視生産企業,要求對日本生産的黑白電視和彩電征收反傾銷稅,經裁定于1971年3月征收反傾銷稅。由于日本政府的反對,兩國于1980年4月達成和解,以美國放棄征收反傾銷稅,日本支付一定和解金的方式解決。

2、“日美彩電協定”,自主限制出口數量(1977-1980)

1976年美國建國200周年和總統選舉之際,為更好觀看相關節目,美國居民對彩電的需求旺盛,日本對美國的彩電出口急劇增加,當年增速高達150%。日本彩電對美出口的金額和市場份額在1976年達到高峰,在美國彩電進口中所占比重達90%以上,在美國市場上占有率接近20%。美國“彩電産業保護委員會”根據201條款(緊急進口限制條款),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提出申請調查。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經調查後向總統提出提高關稅和進口管制措施,同時還就日本家電廠家在對美貿易中的價格傾銷行動和接受政府補貼等“不公平貿易習慣”問題進行調查。日本擔心美國做出對本國不利的政策和立法,主動讓步。1977年5月,日美簽訂維持出口市場秩序的《日美彩電協定》,有效期為3年,内容包括:日本對美國彩電出口每年控制在175萬台以内,其中制成品控制在156萬台以内,半成品控制在19萬台以内。在日本對美國彩電出口實施自主限制後,1979年對美彩電出口下降到69萬台,1980年進一步下降到57萬台。

早在70年代初,日本彩電生産商便開始在美國建廠。其後為規避美國關稅壁壘和反傾銷,到1978年,日本廠家在美國生産的彩電超過了日本對美國的彩電出口,日美彩電貿易戰在80年代初結束。

小結:美日彩電貿易戰並未解決美國彩電産業自身問題。1968年,美國國内還有28家電視機生産廠家。到1976年僅剩6家,80年代末僅剩下齊尼思一家,90年代該公司把生産工廠轉移到墨西哥,如今支撐美國電視機行業近20家外國公司中,日本公司實力最為強大。

2.4  汽車貿易戰(1981-1995)

石油危機後,日本汽車以其小巧、價格低廉、低耗油的優勢迅速占領美國市場。1978年日本對美國的汽車出口數量為152萬輛,1979年達到164萬輛,1980年進一步上升到192萬輛,在美國進口汽車中的比重達到80%,汽車貿易戰旋即打響。

1、日美汽車貿易協議(1981-1992),設定日本出口限額

以1978年美國克萊斯勒汽車公司陷入財務赤字為開端,1980年美國三大汽車公司在全美汽車工會要求美國政府對日本汽車實施進口限制,並在國會開展遊說活動,國會相繼提出許多保護主義的法案。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提出緊急進口限制措施,1981年5月簽訂了《日美汽車貿易協議》,規定日本從1981年4月至1982年4月,對美國汽車出口限制在168萬輛以内。同年5月,日本政府以通商産業大臣聲明的方式發表《對美國出口轎車的措施》,日本汽車制造商在出口受限後赴美投資建廠,豐田與通用、馬自達與福特、三菱與克萊斯勒相繼在美國聯合建立裝配廠。1983年協議延期,限額上升到185萬輛,並規定以後每年可在實際出口值上增加16.5%。但日本並未完全達到美方要求,經常超出上限。

2、美日汽車、汽車零部件協議(1992-1995),增加對美汽車和零部件進口,開放市場

日本汽車生廠商在美投資後,購置的零部件和半成品主要來自日本而非美國,因此汽車貿易摩擦轉向零部件摩擦。1981年日美達成一項有關汽車零部件問題的協議,規定日本在1981年内購買價值3億美元的美國汽車零部件,但是日本汽車廠商認為美國汽車零部件質量較差,只購買了2億美元。

美國對日本兩次未能履行協議非常不滿,1984、1987年美國分別提出日本汽車零部件市場開放的要求,但都未能達成一致意見。1992年布什總統訪問日本,雙方達成關于零部件問題的協議,規定到1994年,日本購買價值達190億美元的美國國内制造的汽車零部件。

美日要求日本開放汽車市場的談判始于1993年,曆近20個月無果。1995年5月,美國向WTO提出申訴並以啓動301條款、對進口的日本汽車征收100%關稅作為威脅;在零部件方面,提出延長日美1992年達成的《汽車零部件協議》,進一步要求日本每年以10%-20%的增長率進口美國生産的汽車零部件。日本向WTO提出解決要求並預計6月末對美國采取報複性反擊措施,未能成功。1995年6月雙方達成《美日汽車、汽車零部件協議》,日本基本滿足了美國所有要求,美國對日本的汽車及其零部件出口開始增加。

小結:與紡織、鋼鐵等産業不同,汽車屬于美國和日本的支柱産業,美國在汽車貿易戰中的訴求既包括保護本國市場又包括打開國外市場。在保護本國市場方面,美國采用201條款、多邊談判等方式,要求日本進行自主出口限制,設定出口增速;日本的應對策略為自出口主限制、在美國建廠,減少對美出口。打開國外汽車市場方面,美國以301條款、增加進口關稅相威脅,迫使日本同意進口美國汽車及零部件要求,並規定進口增速數字指標;日本試圖通過政府補貼、WTO框架方式解決,未能成功,日本滿足美國的大部分要求。

2.5  電信貿易戰(1981-1995)

日美電信貿易戰的起因是在電信行業變革的過程中日美産生了分歧。電信行業在各國基本處于自然壟斷地位,但第三次科技革命帶來的微電子、電子信息技術蓬勃發展,沖擊到傳統電信産業,美國意識到競爭的市場必然是一個開放的市場。1984年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被拆分,美國致力于在全球“消除電信産業壟斷,確立競爭的經濟秩序”。日本電信産業是由日本電信電話公司(NTT,下稱“電電公司”)壟斷,當美國要求日本開放市場時,遭到了日本電信電話公司的強烈反對,電信貿易戰由此爆發。

1、政府采購器材協定(1981-1983),采購美國電信器材

美國擁有質量高、價格低廉的電信器材,但日本電信公司卻並未從美國進口,而是從電電家族的企業群采購。美國認為是日本電電公司的壟斷和日本政府的政策導致市場封閉。1978年美國政府要求日本電電公司對在器材采購商實行門戶開放,並于1979年、1980年兩次發布對日報告書《瓊斯報告》,列舉日美電信器材領域的不平等問題,要求日本調整美國器材購買政策。1980年底,日美達成有關政府采購器材的協定,有效期為3年,從1981年開始實施。隨後日本海外器材采購額大幅上升,由1981年44億日元上升到1983年340億日元,1982年從美國采購器材占海外器材采購的83%。

2、新政府采購器材協定(1984-1987),定期檢查協定實施

日本從美國采購有所增加,但這與美國的預期仍有較大差距。在1981年12月《第一次狄波斯報告》中,美國預期日本電電公司每年進口30億美元的美國産品,每年進口15億美元技術通信産品。在共同開發方面,日本僅有1件是與海外廠商共同開發的,美國認為日本市場仍然是封閉的。1984年1月,日美達成新的政府采購器材協定,有效期為3年,規定定期檢查協定實施狀態。

3、日美移動電話協議(1989-1995),開放日本市場

1985年通過的分類市場談判(MOSS)規定讓美國“摩托羅拉方式”和摩托羅拉移動電話進入日本,但此項要求在日本並未得到實施,于是日美從1989年開始了長達5年的移動電話談判。1994年初首腦會談破裂,美國以恢複301條款威脅日本,1994年3月達成“日美移動電話協議”,開放日本國内市場,規定從1994年4月起的18個月内,日本在東京和名古屋地區建立159個移動電話中心、增設9900個通話頻道以普及並銷售摩托羅拉電話,打破日本電信市場的壟斷。

小結:電信貿易戰中,美國對日本實施的手段以開放市場為主線,在日本未能達到美國預定的要求時,美國展開對日本電信産品的進口限制。日本在對策上采取緩慢移除貿易壁壘的做法,在未達到美國預期時采取與美國廠家建立合資子公司方式緩和美日電信貿易戰。

2.6  半導體貿易戰(1978-1996)

1948年開始,美國相繼發明了半導體晶體管、矽晶體管、集成電路等,美國的半導體産業得到了快速發展。進入到70年代美國致力于廢除各國間貿易壁壘,日本對此産生擔憂,由通産省牽頭組成“超大規模集成電路技術研究組織”,投入760億日元,1979年優先于美國掌握了集成電路記憶芯片技術,隨後日本在64k、1M、4M、16M、64M集成電路生産中相繼獲得成功,在國際市場占領先機。1980年代中期,日本半導體的全球市場占有率由1975年的20%上升到40%,而美國半導體市場占有率從1975年60%下降到40%。1980年,日本在美半導體貿易上首次産生順差28億日元,多數美國人認為日本技術升級使得它對美國的威脅遠超蘇聯,美日半導體貿易戰由此展開。

1、“削減關稅協議”(1978-1981):削減直至取消半導體關稅

1977年,美國電子機器制造廠商組成了半導體工業協會(SIA),目的之一是廢除各國之間半導體的貿易壁壘。當時,日本的半導體關稅稅率為12%,美國為6%。1978年6月,在東京舉行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的多邊談判上,日美雙方通過《關稅削減協議》,規定從1980年開始用11年時間將兩國將稅率均降至4.2%。

由于1980年日本對美半導體貿易首次出現順差,1981年日美首腦舉行會談,約定于1982年將日美雙方的稅率(10.1%和5.6%)下調至4.2%。1982年7月,在華盛頓舉行美日貿易會談,商定于1984年4月起相互取消有關集成電路的稅率。

2、“日美半導體貿易協定”(1986-1991):發起301調查,征收反傾銷稅,設定美半導體在日占有率指標

1970-1980年代,美日半導體市場占有率發生了巨大變化,日本大幅上升而美國大幅下降,而且日本半導體追趕勢頭更加猛烈。1985年6月,美國啓動“301條款”;9月,美國半導體廠商以日本半導體出口傾銷問題向國際貿易委員會提出起訴。1986年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作出裁決:提高從日本進口的半導體關稅並征收反傾銷稅。1986年7月達成了“日美半導體貿易協定”。協定的主要内容:1)日本半導體廠商應按美國商務部確定的價格銷售;2)日本應增加對美國半導體進口,使美國和其他國家半導體産品在日本市場上的占有率從8.5%提高到20%以上;3)美國停止對日本半導體廠商的傾銷調查。

但是,日本在履行“日美半導體貿易協定”過程中,采取向第三國增加銷售的策略,以傾銷價搶走美國的國際份額。1987年4月,里根政府對日本3億美元的半導體及相關産品征收100%懲罰性關稅。同年,發生了日本東芝公司向前蘇聯出售違禁機床産品事件,美國禁止日本東芝機械公司的産品對美出口長達三年。

3、“新日美半導體貿易協定”(1991-1996):規定外國公司半導體在日市占率,1993年美國半導體全球市占率重回第一

1991年6月,日美半導體貿易協定五年期滿,但外國公司市占率14.3%,未達到協議要求。8月美日又締結了新的協定,5年有效期,規定到1992年底,在日本市場上外國公司半導體占比達20%(1993年達到20.2%)。1996年,協定到期,此時美國半導體産業重登世界第一寶座,8月簽訂的新的半導體協議,不再設定市占率,而是要求每隔三個月兩國就半導體市場銷售、市場占有率和增長情況進行統計,以便兩國進行監督控制。

小結:美國對日本的半導體政策是以“減少貿易順差”的名義進行的經濟壓制,不同于紡織、鋼鐵貿易戰,更多的是擔心自身競爭力的下降。美國采取的手段更加多樣,首次提出外國半導體占日本市場比重的具體指標,標志著美國對日貿易政策和手段出現重大變化,從對日進口産品限制、日本的自願出口限制,發展到日本自願擴大進口及數值指標的管理貿易方式。日本有反對,通過加大對美投資、加大對第三國出口來緩和摩擦,但更多仍是屈從于美國。

3  1980年代中後期升級到金融戰、經濟戰

六大産業的貿易戰未能削弱日本的競爭力,日本化壓力逐步實現産業升級,美日貿易逆差反而持續擴大。美國認為日美間的貿易失衡在于利率、匯率管制和金融抑制導致日元被低估,日本産品在全球範圍内傾銷。《廣場協議》後,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出口增速大幅下滑,但進口下滑幅度更大,1986年日本整體順差擴大,其中對美順差在1986和1987年持續擴大,加劇美國不滿。同時,美國認為日本金融市場封閉,美國金融機構無法進入日本,競爭不對等,美國逼迫日本開放金融市場,過急的金融自由化為投機和泡沫提供宏觀環境。日元升值並未改變日美貿易失衡,美國認識到根源在于日本的經濟體制,即交易習慣、土地制度、儲蓄投資模式、大店法等方面的結構性障礙,強行幹涉日本的經濟政策,從宏觀和制度層面改變貿易失衡,日本出于對美經濟、軍事和政治的依賴,步步退讓,失去宏觀政策獨立性,應對失當,陷入“失落的二十年”。

3.1  匯率金融戰:逼迫日元升值,金融自由化

金融自由化一般包括三個方面:利率自由化、金融業務自由化和國際資本流動自由化。80年代日本金融自由化的特點是:利率自由化和國際資本流動自由化同時起步且急速展開。日本的金融自由化是在美國的壓力下展開的,美國主要出于兩個目的:第一,美國認為日本在利率、金融業務開展及資本流動方面有諸多限制,導致日元無法實現其在國際市場的真正價值。因此,美國認為要扭轉美日貿易失衡,不是改變美國的經濟政策,而是要改變日本的金融、結構性經濟制度。第二,80年代初,歐美的金融機構進入日本受到嚴格的金融管制,無法進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開展業務,但美國市場卻對日本開放,形成不對等的競爭。1983年歐美銀行的東京分行的貸款總額占日本貸款總額的3.5%,存款總額不到日本存款總額的1%;歐美投行均未取得東京證券交易所的會員資格,只能通過香港與日本展開交易。美方當時負責施壓與談判的是財政部長里甘(1981-1985年任財長,1985-1987擔任白宮幕僚長),里甘任職財長前擔任美林銀行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日本金融自由化後,“管制”的閘門打開,大量資本瘋狂湧入並于泡沫前抛售日本資産,助推泡沫形成與破裂。

3.1.1  “美元日元委員會”:推動金融資本市場自由化,但未能實現日元升值目標

隨著貿易戰的推進及日本産業競爭力的提高,美國國會中的貿易保護主義勢力壯大。里根在第一任期強調“強國家,強貨幣”,實行高利率,美元不斷走強。美國産業界認為被扭曲的匯率降低了美國的競爭力,施壓政府糾正美元升值的傾向,《摩根報告》成為國會和政府下決心解決匯率問題的導火索。1983年9月,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屢次敗給日本的李·摩根發布了題為“美元與日元的不匹配:問題的所在與解決方案”報告,成為日後美國施壓日本的談判藍本。摩根報告提出了11項具體策略,核心是“金融自由化,日元國際化”,徹底“排除抑制日元需求的人為措施”。美國認為,日本開放金融與資本市場後,市場對日元資産的興趣增加,日元將隨之升值。

1983年11月,美國總統里根訪日,與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探討日元和美元匯率問題,這是“美元日元委員會”的最初開端。同年11月,日本大藏大臣竹下登與美國財政部長里甘宣布成立日美間“美元日元委員會”,以匯率、金融和資本市場問題為框架,就歐洲日元債券問題、增加東京證券交易所會員權限、美國某些州限制外國銀行進入等問題進行探討。

1984年5月,日美發表《美元日元委員會最終報告書》,美國主要實現四個方面的利益訴求:(1)日本金融資本市場自由化,包括利率自由化和日元借款自由化。(2)確保外國金融機構自由進入日本金融資本市場。外國證券公司可以申請東京證券市場會員權,向外國銀行開放日本信托業。(3)創設自由的海外日元交易市場,擴大歐洲日元市場——離岸市場。(4)實現日本金融與資本市場自由化,消除外資對日投資障礙。日本承諾自主、漸進地推進金融資本市場自由化,消除日元國際化障礙。但是日元並未如美國預計升值,美元繼續堅挺,日本對美順差繼續擴大,美國從而尋求其他手段。金融自由化加速推進,具體如下。

利率自由化方面,新的金融衍生産品大量出現。1985年,利率聯動型可轉讓存款證書(CD)、市場利率聯動型存款(MMC)和自由利率的大宗定期存款陸續出現。

金融業務管制方面,放松市場准入與貨幣自由兌換。1984年日本允許海外存款證和商業支票在國内銷售,證券公司開始提供大宗公司債投資信用,撤銷外匯期貨交易的“實際需要原則”,提供投機的自由,自由以日元發行對外貸款。1986年開始實施短期國債的招投標發行,外國投行開始去的東京證券交易所的會員資格,撤銷人壽保險、年金信托等對外證券投資管制、促進以賺取利率差為目的的個人對外投資。1987年日本的國内商業票據市場創設。

資本流動方面,撤銷日元兌換管制。1986年日本創設東京離岸市場,允許181家外國外匯專業銀行參與,日本企業可以在英國倫敦市場發行以美元為單位的信用債和可轉債。

3.1.2  《廣場協議》:五大國聯手抛售美元,日元迅速大幅升值,但未減少美日貿易逆差,直到1988年逆差才縮窄

1985年7月,美日兩國財政部在巴黎開始就《廣場協議》進行磋商,會談目的是建立美日磋商機制,關注兩國經濟問題。9月,美、日、英、法、德五國財長、央行行長在紐約舉行G5會議,簽訂《廣場協議》,宣布聯合幹預匯率市場,結束美元匯率偏高情況。五國達成以下共識:(1)80年代前期持續的美元堅挺,沒有反映各國經濟的基本面;(2)各國協調阻止美元繼續升值,調整世界外貿和投資不平衡;(3)平息美國因貿易逆差重新興起的貿易保護主義思潮;(4)主要國家間開始緊密及具體的政策協調,在外匯市場表明美元貶值意圖。

其後,日元快速升值,協議簽前美元對日元匯率是1美元兌換239日元,至1986年底,已貶值為1美元兌換159日元,1年内美元貶值超過30%。日元的急劇升值引起日本各界的強烈不滿,部分出口企業利潤受到影響,以日元計價的出口增速下降。自1986年3月開始,日本銀行多次賣出日元買入美元以防止日元升值對日本經濟的打擊,但都未遏制住日元持續升值的態勢。然而,由于日本産品的競爭力依然較強,日元升值並沒有減少美日貿易逆差,直到1988年美日貿易逆差才下降,1991年後繼續上升。

3.1.3  《盧浮宮協議》:穩定匯率,阻止美元進一步貶值,日本承諾降低利率擴大内需

《廣場協議》後,日元、馬克等持續升值,影響日、德國際競爭力,日本陷入“升值恐懼症”。1986年9月,日本希望美國穩定美元匯率,美國的條件是日本必須下調利率刺激内需。10月31日,日美發表聲明“雙方取得諒解,認為日元美元匯率的調整已經與現在基本面大致符合”。當天,日本銀行決定下調利率,日本計劃實施:(1)下調個稅和法人稅,實施稅制改革;(2)向國會提出追加預算,提出3.6萬億日元綜合經濟對策;(3)擴大内需,日本銀行下調法定利率。

1987年初日元繼續升高,2月2日,在巴黎舉行的G7財長會議達成《盧浮宮協議》,決定穩定匯率:(1)《廣場協議》後,各國協調一致幹預外匯市場,當前匯率基本反映各國經濟基本面;(2)匯率比價劇烈波動損害各國經濟增長;(3)各國貨幣之間匯率如果超出目標行情,有損各國經濟增長,各國財長及央行行長一致同意促進匯率穩定在目前水准附近。

但1987年3月日元升值到145,12月升值到120,1988年一度突破100。日元升值勢頭未能阻擋,大幅的刺激政策卻已實施,泡沫愈演愈烈。

3.1.4  1995《日美金融服務協議》:金融服務領域進一步放松市場准入

1995年1月,日美簽署《日美金融服務協議》,日本主要在四個方面做出讓步:(1)年金資産的運用,允許投資顧問公司進入厚生年金基金的渠道;(2)投資信托,從根本上放寬運用原則;(3)重新制定與公司債相關的各項規定及慣例等;(4)廢除對非居住民的民間歐洲日元債務的回流限制,投資者購買外國債券時,對證券公司與投資者之間的貨幣互換解禁等。日本在金融服務的制度領域進一步放松外資市場准入限制,在年金、信托、證券市場等領域進一步推動金融自由化。

3.2  經濟戰:強行改變日本經濟結構,日本宏觀政策獨立性喪失

在貿易戰和匯率金融戰後,美國認為美日貿易失衡的根源是日本國内存在一系列結構性障礙,這些障礙導致美國産品難以進入日本,美日沖突轉向制度沖突和宏觀調整。為消除結構性障礙,日美雙方達成三大協議:1989年的《日美結構性障礙問題協議》、1993年的《日美綜合經濟協議》和1997年的《日美規制緩和協議》。

1989年9月,日美正式召開日美經濟結構問題會談。1990年,雙方達成《日美結構性障礙問題協議》,包括美日雙方對對方的要求。其中,美國要求糾正日本經濟結構中存在的六個方面的問題:儲蓄投資、土地利用、流通問題、價格機制、排他性交易習慣、企業系列制問題。日本提出美國應采取的措施有:投資儲蓄模式、企業的投資活動和生産力、企業行為、政府規制、研究開發、振興出口、勞動力的教育培訓七個方面内容。

具體而言,第一,美國要求日本改變儲蓄大于投資的現狀,要求日本在10年内增加430萬億日元的公共事業投資;建立靈活的消費信用制度,擴大民間消費。第二,要求日本有效利用土地,美國認為日本投資過少很重要的原因是土地價格過高,要擴大土地供應和提高土地效率,通過進口美國農産品以在農田建立住宅和工廠。第三,要求日本改變流通領域的問題。修建機場、港灣實現進口流程的快速化,簡化通關手續,進口手續需在24小時之内完成,修改《大店法》,簡化開大型商場的手續時間為1年半,增加進口商品的賣場面積。第四,改變國内商品定價高于對美出口的價格。第五,改變排他性交易習慣,強化《禁止壟斷法》。第六,改變系列制問題。日本國内企業間相互持股,形成上下分層、相互協作的幾百個公司的商業體系,基本排斥了對外采購,美方要求改變。

由此可見,美日雙方均提出改變儲蓄投資不平衡的問題,但美方的要求明顯高于日本,改變日本的既有經濟結構;日本對美方的要求更多是從提高美國競爭力進而擴大出口的角度,如研發、勞動力培訓和生産力提高等。

1993年日美通過《日美經濟綜合協議》,主要從全球經濟、宏觀經濟和個別領域三個層面進行政策協調,從改革日本市場准入、内需型經濟體制和提高美國競爭力的角度調整雙方關系。(1)全球經濟方面,加強美日在全球範圍的經濟技術合作;(2)宏觀經濟方面,要求日本縮小經常收支順差,實現可持續的内需主導型經濟,改善外國産品和服務的市場准入擴大從美國進口;(3)個別領域,優先進行政府采購、保險、汽車零部件的談判,實行金融、保險、反壟斷法、流通制度方面的規制改革,強化美國産業競爭力並擴大出口。

1997年日美通過《日美規制緩和協議》,内容包括兩部分,確立了日本放松管制與競爭政策的基本框架。第一部分是日本應采取的規制緩和及其他措施,涉及住宅、電訊、醫療、金融服務、流通、競爭政策、法律服務、透明度和建立放松管制組織等方面。第二部分是日本政府希望美國改善的問題,涉及經濟結構、透明度和政府慣例、住宅、電訊、醫療器械及醫藥、金融服務等方面。

從上述三個協議的内容看,90年代後期,隨著全球化和信息化的進展,日美兩國經濟聯系的加強,兩國貿易摩擦從個別産品轉向金融投資領域進而轉向制度協調,解決方式也由《日美結構性障礙協議》中的投資儲蓄問題,轉向《日美綜合經濟協議》中的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及市場准入問題,進而轉向《日美規制緩和協議》中的服務貿易領域制度協調問題,即由一般意義上的進出口擴大的貿易方式轉向以放松管制和規制為代表的制度協調。

4  影響與後果:1991年資産泡沫破裂,日本陷落

在美國步步緊逼及日本國内實行過度寬松的財政與金融政策後,日本股價、地價不斷高漲,在緊急加息和抑制地價後,泡沫迅速破裂。從1990年代起,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産業競爭力下降,追趕型階段結束後,曾經推動日本高速發展的宏觀調控與“日本式經營”的微觀管理成為日本發展的阻礙。日本與美國GDP之比從1985年的32%(1978和1986年突破過40%)降低至2017年的25%,日本人均GDP自1987年超過美國,但到2017年降至美國人均GDP的64.6%,美國成功壓制日本崛起。

4.1  貿易戰對美國貿易逆差有短期階段性的改善,但長期美國貿易逆差擴大趨勢更為嚴重

貿易逆差的規模根本上由國内外産業優勢與結構決定。貿易戰期間,美國貿易差額與GDP之比曾有三次明顯改善,分別在“鋼鐵戰”、“彩電戰”帶來了1972年-1975年美日貿易逆差及美國貿易逆差總額的改善,“汽車戰”帶來了1978年-1980年美日間及總額貿易逆差的改善。但是“匯率金融戰”卻並未在1986-1987年縮小美日間及美國對外逆差總額,直到1988-1990年才起作用。

因此,貿易戰可以在短期内改善美國貿易逆差,每次改善持續約3-4年。但由于未解決國際分工、産業優勢、美國自身儲蓄投資結構、美元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等根本性問題,貿易逆差擴大的趨勢並未改變,1960年代-1990年代,美國的貿易逆差整體仍在擴大。

4.2  日元大幅升值,房市、股市泡沫破裂,經濟增速大幅下降,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

1985年“廣場協議”後,美元對日元匯率由1985年的238.47降到1988年128.17,日元升值近一倍之多。日元升值過快過多導致出口增速大幅下滑為負增長,1986-1988年出口增速分別為-15.9%、-5.6%和1.9%,導致GDP增速從1985年的6.3%下降3.5個百分點至1986年的2.8%;但1987-1988年伴隨消費和設備投資大幅上升,GDP在1987-1990回升到較高增速,助長了經濟繁榮的景象。

80年代日本貨幣政策過度寬松。1980年3月以來央行持續下調利率,其中1986年1月至1987年2月,短期内連續5次下調利率至2.5%。貨幣供應量M2平均余額在1987-1989年間高達10%以上,直到1992年9月轉為負增長。寬松的貨幣政策釋放大量流動性,加之日元升值吸引大批熱錢流入日本,導致股市、房價上漲,資産價格出現泡沫,投機盛行,制造業企業低成本融資後投資股市和房地産。日本制造業的大企業對股市的投資由1985年前的年平均0.9兆日元上升到1989年的年平均2.7兆日元。

美國施壓日本擴大内需以削減貿易逆差,日本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為泡沫奠定基礎。美國督促日本減少貿易順差,中曾根政府委派日本中央銀行前總裁前川春雄起草《前川報告》(1986年4月發布),提出擴大内需,轉換産業結構,擴大進口市場,改善市場准入環境,加快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國際化。日本開始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出現了“日元升值、高投資率、低利率”並存的局面。

日本央行擔心加息可能導致美元貶值,且當時“日本第一”的外界認知和日本國民信心膨脹的氛圍讓人難以相信泡沫已經産生,日本當局對經濟形勢的判斷較為樂觀,認為日本並未出現泡沫,價格是對經濟向好的反映,貨幣緊縮不斷推遲。直到1989年6月到1990年8月,日本央行緊急上調利率,連續5次加息,擊潰股市,東京日經225指數直線下跌,由1989年底的34068點下降到2003年9311點。同時日本政府采取抑制地價的措施,土地、房地産價格泡沫在1991年下半年急速破裂。2017年的全國平均地價僅相當于1973年的水平,相當于1991年最高點的1/3。抑制地價的措施主要有:(1)直接管制土地交易,買賣土地必須向當地政府主管機構提出報告,防止不正當高價;(2)管制金融機構貸款,大藏省要求全國銀行、信用金庫、生命保險公司和損害保險公司實施“管制向不動産融資的總量”措施,向不動産貸款增長率不得高于貸款總量增長率;(3)完善土地稅制,強化土地保有課稅、土地轉讓利益課稅和土地取得課稅,實施《土地基本法》,強化對土地交易、金融機構和不動産商的監視;(4)強化城市土地用地的管制。

股市、房地産泡沫破裂後,形成大量過剩産能、不良債權、過剩勞動力,銀行等金融機構、企業破産倒閉、失業率上升,動蕩的政局及錯誤的應對導致日本陷落。在日本長達四十年的“追趕型階段”和80年代中期的繁榮時期,政府幹預的産業政策、微觀的日本式企業經營發揮了巨大作用,但在信息技術革命、已實現追趕目標的新環境下卻最終成了日本産業和經濟進一步轉型升級的障礙,昭和時期的繁榮演變為平成時期的危機。具體而言,宏觀上長期的低利率和財政擴張助長泡沫,過急、過快的抑制又迅速刺破泡沫。高景氣下産能盲目擴張,泡沫破裂後産生大量過剩産能、過高不良債權和過剩勞動力,財政、貨幣政策失效,必須實施結構性改革。微觀上“日本式企業經營”主要包括:終身雇傭制、年功序列制、企業内工會、主辦銀行、企業間互相持股、護送艦隊式的政企關系。在追趕型階段内外需旺盛,終身雇傭制、年功序列制和企業内工會使得員工忠誠度高,資方與勞方的分歧較小,有利于減少生産成本迅速擡升,但在需求下滑、全球化競爭激烈時期不利于勞動力市場出清,直到90年代中後期企業才大規模解雇職工。主辦銀行制(間接融資制下股東權利較小)、企業間相互持股(大中小企業分工協作)、護送艦隊式的政企關系(促進企業發展),使得企業經營目標可以更加長遠,比如追求規模和市占率,而非短期的股價波動和投資收益率,在追趕型階段帶動企業迅速壯大、搶占國際市場份額。但這種制度也存在公司治理結構脆弱、政企不分的問題,導致市場對企業經營者的監督弱化;片面追求市場占有率和規模,導致産能過剩和過度負債。當實現追趕型目標且勞動力優勢不再、人口紅利消失時,原有的非市場化經營體制便成了創新的障礙。此外,日本政局的動蕩、政府對形勢的錯誤判斷及應對失策均導致日本陷落。 

(1)缺乏穩定的政治環境治理整頓危機。90年代的日本,十年時間,九屆内閣,七任首相,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因黨内鬥爭一度退居在野黨,政府部門間爭鬥使日本在應對貿易戰中多次被美國利用,日本在談判中處于被動地位。不穩定的政局導致缺乏整治宏觀經濟的環境和有效的對策。任職最短的宇野宗佑(1989年6月3日至1989年8月10日任職)和羽田孜(1994年4月28日至1994年6月30日任職)任職都只有兩個月左右。

(2)政府對宏觀形勢的判斷錯誤。甚至到泡沫破裂後的1991年,《經濟白皮書》依然寫道“日本經濟仍然在持續50個月以上的長期的增長過程”。大藏省官員認為“經濟不久便會複蘇,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忍受,忍受到不良債權的自然消失。石油危機的時候,我們忍受了,呼籲國民節約和忍受。結果,我們挺過來了。所以,現在大可不必為不良債權的事驚慌失措。”1992年日本産業界仍在與大藏省、經濟企劃廳等經濟主管部門就宏觀經濟形勢判斷做爭論。

(3)應對失策,以總量政策解決結構性問題必然失敗,持續擴大的財政政策導致政府債務激增,真正的不良債權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宏觀上應該推進結構性改革,解決債務過高消解不良債務、發展直接融資資本市場、改革“護送艦隊式”的政企關系、建立市場化的人才競爭市場打破年功序列制。日本不斷推出規模龐大的“綜合經濟對策”,1992年擴大公共事業投資8兆6000億日元,促進民間設備投資約1兆億元;1993年4月宮澤内閣提高到13兆日元,1993年9月細川内閣又提高9兆日元,1994、1995和1998年又紛紛擴大公共事業投資,國債發行規模增加。由于公共建設可以增加雇傭,解決失業問題;建築等公共事業領域聚集了國會議員、政府官員和土木建築企業家的利益,盡管既無效率又無公平,且阻礙了産業結構升級、抓住信息技術革命,但仍在大規模地進行。政府推出“股價維持政策”,直接花錢安撫市場以防止股價進一步下跌。1991年下半年開始持續降息至1995年的0.5%,但卻延續並擴大了不良債權,並未帶動經濟增長。“泡沫經濟”時期,日本銀行業向中小企業和房地産業發放了巨額貸款,“泡沫經濟”破裂後,日本銀行業不良債權大幅飙升。據日本大藏省 1998 年 1 月 12 日公布的數字,日本全國 146 家銀行自查的不良債權已經達到 76.708 萬億日元,約占總貸款金額的 12%。但大量的不良債權從發生到開始處置,至少被延誤了8年時間之久,直到長期信用銀行、日本債券信用銀行和北海道拓殖銀行的大型破産,平成金融危機演變為平成金融恐慌。1991-2003年間,181家金融機構紛紛倒閉,經濟增速在1975-1990年間平均同比增速4.5%,而1990-2010年間同比增速降為1%。

4.3  21世紀初的結構性改革取得部分效果,經濟緩慢回升,但始終難以回到景氣時期

2001 年 4 月,小泉純一郎憑借“無改革、無增長”競選主張挾高支持率上台,頂住了“景氣優先”路線主張者的壓力,大張旗鼓地實施了“結構改革”。其中涉及供給側的改革措施主要有:

(1)放松規制,實施民營化改革。小泉内閣一直強調要將日本建設成為一個“小政府、大經濟”的國家,對政府所屬的各類經營性機構實施民營化改革。小泉内閣在“結構改革”的綱領性文件《今後的經濟財政運作以及經濟社會的結構改革的基本方針》中提出了民營化、規制改革計劃,即在“民間能做的事情,由民間去做”的原則下,對經濟各個領域尤其是公共幹預較多、限制較嚴的領域放松規制,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作用。具體改革舉措有:特殊法人改革或民營化;削減對特殊法人的補助金等;推動郵政業實現民營化;對公共金融功能進行徹底的改革;在醫療、護理、福祉、教育等領域也引入競爭機制。其中郵政民營化改革在日本具有典型意義,改革前日本郵政業由政府經營,機構臃腫、效率低下,改革的目的在于放寬市場准入,引入新的競爭者,從而帶動郵政業的高效經營。2005年10月,日本參議院表決通過郵政民營法案,小泉内閣的郵政民營化改革獲得成功。

(2)降低稅率,激活經濟社會活力。自從供給學派經濟學提出減稅主張後,減稅已被認為是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小泉内閣的“結構改革”中也包含減稅内容。《今後的經濟財政運作以及經濟社會的結構改革的基本方針》中指出,稅收政策應該真正成為有利于經濟目標實現的手段,今後應向著擴大稅基、降低稅率的方向努力。2003年1月,小泉内閣通過2003 年度稅制改革大綱,實施減稅計劃,主要内容包括降低法人稅實際稅率、對研究開發和 IT 投資實施減稅、降低繼承稅與贈與稅稅率等方面。按照日本政府估算,2003年度最終將實現總規模 1.5383萬億日元的減稅,其中主要包括法人減稅 1.304 萬億日元,繼承稅和贈與稅減稅 0.103萬億日元,金融證券稅減稅 0.096萬億日元,土地稅減稅 0.21萬億日元等。

(3)推出“金融再生計劃”,促進産業結構調整。 “泡沫經濟”破滅後,不良債權一直是困擾日本銀行業、企業界乃至整個經濟發展的關鍵問題。由于不良債權的來源是實體經濟,企業虧損或倒閉的數量增多,反映在銀行資産負債端就是不良債權增加,這是一枚硬幣的兩面。針對這一問題,小泉内閣采取了雙管齊下的配套改革,即金融改革與産業重組相結合,在解決銀行不良債權問題的同時,推動産業結構的調整。 2002 年,小泉内閣推出“金融再生計劃”,具體改革舉措包括:通過擴充中小企業貸款機構、設立新的公共資金制度等方式增加對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和手段;通過專業機構(如“整理回收機構”,英文簡稱 RCC )減免中小企業債務,盤活不良債權,促進産業重組和企業複興;提高銀行不良債權撥備,強化資本充足率約束作用,對銀行制定明確的不良率削減目標並嚴格檢查,切實降低銀行不良債權比率。

(4)推進養老保險改革,增強社會保障制度可持續性。由于日本人口持續老化,日本養老保險出現了參保者不斷減少、領取者逐漸增加的困境。 2003 年度小泉内閣“經濟財政咨詢會議”制定了《經濟財政運營與結構改革基本方針2003 》,提出構築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年輕人對將來充滿信心、老年人安度晚年的社會。 2004 年,通過《養老金制度改革相關法案》,主要内容是在未來十余年内逐年上調保險費,目的是為了消除年輕人對養老金制度的不信任感,通過更好地把握養老金給付水平和現職人員負擔的平衡,建立起可持續性更強的養老金制度。此外,針對人口老齡化的嚴峻形勢, 2004 年通過的《老年勞動法修正案》提出未來十年分階段強制性地提高退休年齡。

在“泡沫經濟”破滅後的長期蕭條之後,小泉内閣的“結構改革”獲得了日本民衆的巨大支持,小泉内閣成為 90 年代以來日本少有的長期政權,小泉本人也成為離任後日本民衆最懷念的首相之一。通過改革,日本企業經營狀況有所好轉,不良債權問題基本得到消除。從 2002 年 2 月至 2008 年 2 月,日本經濟實現了長達 73 個月的景氣複蘇,為戰後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景氣。這次景氣的實際增長率雖然不高,平均增長率只有不足 2% ,增速最高的 2004 年也只有2.4% ,但與上世紀 90 年代年均 1% 的增長率相比則有明顯改善。由于經濟景氣有所回升,日本多年來一直疲軟的股市也出現了止跌回升的局面。從 2003 年 4 月到 2007 年 6 月,東京日經 225 指數從不足8000 點漲到 18000 點以上,達到了 2001 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5  啓示

中美貿易戰正式開打,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日盛。從曆史上看,當前的中美關系類似上世紀80年代美日關系及19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英美關系,屬于守成大國對新興崛起大國的天然壓制。目前的中國與80年代的日本相比,面臨的環境既有相似,又有不同,只要正確、理性地應對,大可避免重蹈美日貿易沖突的覆轍。

中國與80年代日本相似之處:第一,中國的金融與房地産業占GDP比重類似80年代日本。2017年中國金融業占比7.9%,高于日本80年代末的5.9%;中國房地産業占比6.5%,低于日本80年代末的10.9%,金融地産占比之和14.4%略低于日本80年代的16.8%,但我國房價同日本當年一樣均處于絕對價格的較高水平。第二,經濟的快速發展引發信心膨脹,尋找“中國模式”與當年日本尋找並總結“日本模式”並無二致。2017年中國與美國GDP之比為63%,超過日本1985年廣場協議前日美GDP之比的32%(之前最高達到42.5%)。1986年美國出口的全球占比10.6%,僅高于日本0.8個百分點;2017年美國出口的全球占比8.7%,低于中國的12.8%。這種占比變化和較高的經濟增速導致部分人士未能客觀、清醒、冷靜地正視中美差距,中國人均GDP僅相當于美國的14.8%,而日本人均GDP在1987年就已超過美國。第三,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與80年代日本提出的“雁型發展”模式有相似之處。不過中國的戰略更多地倡導國際合作,而非日本“建立由東京緊密協調的區域分工”“將亞太地區統一到日本領導之下”。第四,中國當前的高杠杆、違約潮可能引發的不良債權債務與日本當時存在的高杠杆、大量不良債務有相似之處。第五,沖突原因都是自身的崛起挑戰了美國經濟霸權以及制度沖突(日美間屬于資本主義不同道路的沖突,中美間屬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沖突)。

中國與80年代日本的不同之處和優勢:第一,中國的市場比日本大,對美國的制約更強。第二,中美經濟仍有很強的互補性,而非日美貿易戰期間産業間的直接競爭並占領美國市場。第三,中國的主權和宏觀調控政策獨立,中美間是獨立的兩個大國,而非日美間的政治從屬依賴關系。第四,當前相較80年代存在更加有效的多邊協調機制,中國較80年代的日本較具國際談判經驗,從加入WTO的談判到近年來貿易爭端,中國的貿易爭端解決經驗逐步豐富。第五,日本的過剩産能和不良債務遲遲得不到處理,中國已經開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日美貿易戰的啓示:

1、貿易戰本質是大國經濟爭霸和改革戰。

當年日本對美國無原則順從,結果日美貿易戰不斷升級,直到自己應對失當崩盤,沒有實力挑戰美國霸權,日美貿易戰才結束。

中美貿易戰,什麽文明的沖突、冷戰思維的意識形態對抗,都是幌子,本質上是赤裸裸的實力競賽,是霸權國家對新興大國的戰略遏制。中美貿易戰只有兩個結局,要麽我們被遏制,要麽偉大崛起。

2、放棄幻想,做好中美貿易戰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的准備。

美國對日本發動貿易戰,一方面是為了改善美國貿易失衡,另一方面也是對日本經濟崛起的遏制,尤其是隨著兩國經濟實力此消彼長,以及産業從互補走向競爭,形勢將日益嚴峻。這在曆次世界領導權更叠中均有典型案例,如果雙方管控失當,從貿易戰升級到金融戰、經濟戰、科技戰、意識形態戰、地緣戰、軍事戰,則落入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日美貿易戰曆時30多年,最終以日本金融戰敗宣告結束。

3、做好中美貿易戰升級為匯率金融戰、經濟戰、科技戰、地緣戰的准備。

美國對日本貿易戰的路徑清晰:從有競爭沖突的産業貿易戰,逐步到匯率金融和經濟戰,且在打的時候充分使用其國内301、232等條款進行威脅,美國露出單邊主義、霸權主義、美國利益優先的本質。

4、防止采取貨幣放水、重走刺激老路的方式應對,這是日本金融戰敗的主要教訓。

貿易戰必然打擊外需,但是如果為了擴大内需而轉向貨幣放水刺激,則容易醞釀金融泡沫。

近期金融去杠杆和中美貿易戰引發貨幣再度放水刺激的呼聲和討論,這是非常短視和誤國的,如果面臨中美貿易戰的外部沖擊重回貨幣刺激的老路,將重演1990年日美貿易戰的失敗教訓。

5、外部霸權是内部實力的延伸,中美貿易戰,我方最好的應對是以更大決心更大勇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對此,我們要保持清醒冷靜和戰略定力。

中美貿易戰,最好的應對是順勢以更大決心更大勇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類似1960-1980年的日本、1960-1990年德國産業升級應對模式,而不是1985-1989年日本貨幣放水刺激應對模式),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放開國内行業管制、降低制造業和部門服務業關稅壁壘、加強知識産權保護的立法和執行、下決心實施國企改革、改革住房制度、建立房地産長效機制、大規模降低企業和個人稅負、改善營商環境、發展基礎科技的大國重器等。

美國真正的問題不是中國,而是自己,如何解決民粹主義、過度消費模式、貧富差距太大、美元特里芬難題等。80年代美國成功遏制日本崛起,不是因為日美貿易戰,而是里根供給側改革的成功。 

中國真正的問題也不是美國,而是自己,如何解決進一步擴大開放、國企改革、官員積極性、企業家信心活力、減稅降費等問題。 

6、建設更高水平更高質量的市場經濟和開放體制,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被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牽制。

中美貿易戰,我不是太贊同現在的部分輿論氣氛,看熱鬧不嫌事大,這很不冷靜。我們要積極擁抱全球化,中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國應對中美貿易戰,最好的應對是堅定不移地推動改革開放,建設更高水平更高質量的市場經濟和開放體制,做好自己的事情。我們可以與中日韓、歐盟、東南亞搞自由貿易區,建立高水平的自由貿易區,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我們的對内對外開放確實有很多地方值得改進,不管美國怎麽做,我們保持戰略定力,繼續改革開放,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

7、堅持對外開放,尤其擴大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但要控制資本項下金融自由化的步伐。

日本在80年代的資本賬戶過快開放,導致熱錢打進打出,成為資産價格泡沫形成以及破裂的重要推手。在内部轉型不到位的情況下,過早的對外開放便利短期資金進出的資本賬戶,容易引發金融債務風險,1980年代拉美債務危機、1990日本金融危機、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等均與此有關。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負面清單管理等總體上有利于中國吸引外資、貿易便利,但推動資本項下的開放要有節奏、漸進地進行,避免短期内迅速地沖擊人民幣匯率以及資本大規模流入流出對經濟金融系統的沖擊。

8、産業政策應該實施,但重點在于支持教育、融資、研發等基礎領域,而非補貼具體行業,尤其不應該補貼落後産能和行業。

9、避免國民心態的過度膨脹,避免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情緒的輿論導向。

80年代中後期,“日本第一”的過度膨脹導致對形勢認識不清,一再誤判並錯失機遇。在此次中美貿易戰之前,國内存在一些過度膨脹的思潮。中美貿易戰無異于最好的清醒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在科技創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務、大學教育、關鍵核心技術、軍事實力等領域跟美國的巨大差距,中國新經濟繁榮大部分是基于科技應用但是基礎技術研發存在明顯短板,我們必須繼續保持謙虛學習、韬光養晦、改革開放。轉危為機,化壓力為動力。曆史是有規律的,凡是不斷吸收外部文明成果、不斷學習進步的國家,就會不斷強大。凡是固步自封、阻礙時代潮流的國家,不管多強大,都必將走向衰敗。

10、穩定的政治環境和民衆企業政府部門間的同心協力對于應對外部貿易戰以及推動内部經濟轉型升級極其重要。

日本80年代政府部門間矛盾及90年代政局的動蕩導致應對不利。貿易戰背後更深層次的是改革戰,與其打嘴仗、挑動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情緒,不如韬光養晦、實事求是地做好改革開放和結構轉型,曆史和人民最終會給出最公平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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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蔡林海、翟鋒 著《日本的經濟泡沫與失去的十年》,經濟科學出版社

6、野口悠紀雄 著 《戰後日本經濟史》,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7、趙瑾著《全球化與經濟摩擦》,商務印書館

8、五百旗頭真 主編 《戰後日本外交史:1945-2010》,世界知識出版社

9、徐梅著《日本貿易摩擦再探討》,中國稅務出版社

10、胡方 著《日美經濟摩擦的理論與實態——我國對日美貿易的對策與建議》,武漢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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