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興衰和中美貿易摩擦

日期:2019年5月14日 上午10:46

中美貿易摩擦,什麽文明的沖突、冷戰思維的意識形態對抗,都是幌子,本質上是赤裸裸的實力競賽,是霸權國家對新興大國的戰略遏制。當年日本對美國無原則順從,結果日美貿易戰不斷升級,直到自己應對失當崩盤,沒有實力挑戰美國霸權,日美貿易戰才結束。中美貿易摩擦只有兩個結局,要麽我們被遏制,要麽偉大崛起。 

        美國真正的問題不是中國,而是自己,如何解決民粹主義、過度消費模式、貧富差距太大、美元特里芬難題等。80年代美國成功遏制日本崛起,不是因為日美貿易戰,而是里根供給側改革的成功。 

        中國真正的問題也不是美國,而是自己,如何解決進一步擴大開放、國企改革、官員積極性、企業家信心活力、減稅降費等問題。 

        只要做好改革開放,只要勤修内政,沒什麽了不起的,別被他牽著走。曆史是有規律的,凡是不斷吸收外部文明成果、不斷學習進步的國家,就會不斷強大。凡是固步自封、阻礙時代潮流的國家,不管多強大,都必將走向衰敗。

  關于大國興衰的命題,長期存在爭論,涉及的問題非常複雜。隨著中國作為經濟大國崛起,世界對中國的看法和期待都在發生變化,無論是被動接受還是主動迎接,中國都需要面對並適應這種變化,謀求更大的發展空間,承擔相應的全球責任。

        從戰略的層面,當前亟需研究:1、曆史上大國興衰的一般規律,新興大國崛起對世界政經格局的影響;2、中國成為新興經濟大國尤其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進一步崛起可能面臨的機遇與挑戰;3、中國從經濟大國邁向綜合性大國的現實戰略選擇及其前景。

 

        一、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隨後必將遲早引發全球治理格局的重新洗牌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最為顯著的事件是以中國領銜的包括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在全球舞台上的醒目崛起,而與之相對照的則是美歐經濟的相對衰落。

        以中國的經濟成就為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經濟年均增長9.5%,創造了人類曆史上大型國家經濟增長的奇迹;2017年中國GDP規模達到82.7萬億元(12.2萬億美元),占全球比重15%,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30%;2017年中國出口達到22634億美元,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占全球出口總額12.8%(美國占比8.7%,德國占比8.2%,日本占比3.9%);2017年底中國外匯儲備達到3.14萬億美元,連續12年居世界第一,占全球儲備比重為27.5%(第二大儲備國日本1.2萬億,占全球比重10.5%)……

 

        目前來看,新興國家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經濟大國的身份崛起,其政治影響力、軍事實力相對于經濟實力而言還存在很大差距。根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數據,2017年美國軍費開支為6950億美元,占全球40%,遠遠超過排在其後的中國2280億美元、沙特694億美元、俄羅斯663億美元、印度640億美元、法國578億美元、英國470億美元、日本454億美元。

        新興國家所創造的經濟發展成就,在世界上引發了對新興經濟大國崛起及其後果的爭論,中國威脅論、金磚四國、G2、中國經濟模式、北京共識、中美貿易戰等引起熱議。

        按照曆史的經驗,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隨後必將遲早引發全球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區別只是在于這種調整是以戰爭還是以和平的形式進行。從英國和西班牙的海上爭霸,到兩次世界大戰,再到冷戰,星球大戰,廣場協議,無不既是軍事鬥爭的角逐,也是經濟實力的較量。核時代到來以後,世界大國間相互自殺式地戰爭已不太可能,取而代之以“經濟戰”為主,在國際貿易、國際金融、能源資源、區域組織、地緣政治等領域廣泛開展角逐。

        一流國家在世界事務中的相對地位總是不斷變化,這既是軍事鬥爭的結果,更是經濟發展競爭的結果,各國國力增長速度不同、技術突破和組織形式變革等因素均將帶來世界大國間的興衰變化。如果說21世紀全球格局正在走向多極化的話,那麽這種變化首先是從經濟格局開始的,而政治和軍事目前還是美國一極主導的格局。但曆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如果全球經濟大國之間實力差距日趨縮小,美國若要繼續主導全球政治格局將越來越困難。

 

        二、大國興衰的世紀性規律

         “大國興衰”不僅是經濟現象,同時是生物現象、政治現象、物理現象、曆史現象、地理現象和社會現象。

        1、經濟學: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把一國的經濟增長歸因于以下幾個方面:人口、技術創新、投資、制度、財産權、社會分工、教育(人力資本投資)、比較優勢、産業政策、發展規劃、財政貨幣政策、公共物品的供給、知識産權保護、對待冒險的態度、競爭與壟斷等,並形成了重商主義、古典主義、凱恩斯主義、結構主義、新自由主義等不同的經濟學流派,歸納出了經濟起飛、重工業趕超、進口替代、出口導向、標准發展型式、華盛頓共識、北京共識等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該理論的主要代表有: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羅斯托,《經濟成長的階段》,1960年;H.錢納里等,《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比較研究》, 1986年;約翰·威廉姆森,《華盛頓共識》,1989年;雷默,《北京共識》,2004年等。

        2、生物學:達爾文的進化理論,從生物與環境相互作用的觀點出發,認為生物的變異、遺傳和自然選擇作用能導致生物的適應性改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國家生命周期理論認為,一個國家跟一個人一樣,都存在從朝氣蓬勃到衰老死亡的生命周期,導致國家衰敗的内部原因包括規避風險、過度消費、創新能力下降、生産率降低、政府和公司官僚增多、既得利益集團不願意適應並抵制改革等;外部原因包括戰爭、過度擴張、殘酷競爭等。但國家跟人不一樣的是,在適當的外部刺激之後通過有效的内部反應,國家的生命可以重生。該理論的主要代表是達爾文,《物種起源》,1859年;金德爾伯格,《世界經濟霸權:1500-1990》,1995年。

        3、曆史學:過度對外擴張理論認為,自16世紀西歐進步以來,從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蘇聯到美國等第一流強國的興衰史表明,在國家的生産力和取得收入的能力與軍事力量之間,從長期看有一種非常重要的相互依存關系。對霸權國家而言,長期的對外擴張必將導致國力的削弱和霸權的旁落。對新興國家而言,一個國家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的增減並非同步進行,大部分曆史事例表明,二者存在“時滯差”。該理論的主要代表是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1987年。

        4、社會學:文明先進程度是決定一國興旺發達的關鍵,文明沖突論認為,冷戰後的世界由八個主要文明板塊構成,國家日益根據文明來確定自己的利益,它們和與自己有共同根源和文化的國家合作或結盟,並常常同有著不同文化的國家發生沖突,冷戰後的沖突主要差異不再是意識形態或經濟因素,而是文化差異。該理論的主要代表有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3年。

        5、地理學:地緣政治學把地理因素視為影響甚至決定國家政治行為的一個基本因素,並形成了“大陸均勢說”“心髒地帶說”“邊緣地帶說”“陸權海權制空權”“高邊疆理論”等分析世界各國地緣政治博弈的方法觀點;地緣經濟學認為每個國家從地緣的角度,在國際競爭中保護國家自身利益,通過經濟手段或經濟謀略開展國際競爭並處理國際關系。人類曆史上以及當下世界主要經濟強國基本處在同一緯度區域。該理論的主要代表有弗里德里希·拉采爾,《政治地理學》;魯道夫·契倫,《作為有機體的國家》,1916年;阿爾弗萊德·馬漢,《海權對世界的影響:1660-1783》,1890年;哈爾福德·麥金德,《曆史的地理樞紐》,1904年;吉利奧·杜黑,《制空權》,1921年;基辛格,《大外交》;布熱津斯基,《大棋局》,1997年。

        6、政治學:政治科學試圖研究促進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的政治制度安排,這涉及到一系列問題:誰得到什麽?誰有支配權力?權力如何配置?誰來監督?等等。

 

        三、中國經驗:中國做對了什麽?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在世界上引發了對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及其後果的爭論。

        當前關于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看法主要有兩種:

        第一種觀點在國際上比較流行,認為中國是出口依賴型模式,通過實行重商主義的戰略,維持低匯率,低估能源、土地和勞動力成本,高度依賴出口和投資,在國内消費需求不足的情況下把産能過剩向全球輸出,形成了較嚴重的内外部失衡,導致世界經濟失衡加劇。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要推動世界經濟再平衡,必須對中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並敦促人民幣盡快升值。

        第二種觀點認為,中國是内需為主的增長模式,每一階段經濟增長引擎的切換都是沿著居民消費結構升級路徑展開的,80年代的輕紡,90年代的家電,2000年以來的汽車地産,每次主導産業升級與經濟增長浪潮都是在居民從“衣食”到“耐用品”再到“住行”的消費結構升級帶動下實現的。

        我們認為,從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來看,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具有雙輪驅動的基本特征。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由内需驅動為主向内外需“雙輪驅動”過渡,由國際競爭力帶來的外需和由居民消費升級帶來的内需共同構成了中國經濟增長的“雙輪驅動”力量,而且兩股力量都很強勁。中國完善的基礎設施,大量熟練的制造業工人和技術人員,有效的匯改和入世等政策措施,使得物美價廉的中國制造産品走向世界,經濟的外向型程度快速提高。同時,中國擁有14億人口的廣闊市場,中國的城市化率為58.5%,處在城市化快速推進時期,農民工市民化願望迫切,城市居民消費升級加快,中國經濟的内在需求旺盛。從過去20年的曆史看,内需和外需這兩股力量輪番交替共同驅動中國經濟增長。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既不是過度依賴外需的小國出口導向型模式,也不是完全以内需為主的大國封閉經濟體模式,而是典型的大國開放型經濟體。

        更深層次地,中國過去四十年的發展成就取決于市場化導向的改革開放,比如80年代的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鄉鎮企業、設立經濟特區、94年分稅制改革、98年房改、2001年加入世貿、2015年以來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充分釋放了農民、地方政府、民企經濟、國有企業、外資企業等創造財富的活力。

 

        四、世界經濟重心轉移的趨勢及後果

        1、過去100年來的基本事實:

        1900年以來,世界經濟的重心先是從大西洋的東岸轉移到大西洋的西岸,再從環大西洋地區轉移到環太平洋地區,現在正從太平洋的東岸轉移到太平洋的西岸。

        2、全球經濟重心轉移的基本原因:

        一國經濟最重要的就是要具備“生産性”,曆史上的經濟霸權大多經曆了從“生産性”到“非生産性”的轉變,這就使得霸權國家有了生命周期性質,從而無法逃脫由盛到衰的宿命。經濟霸權國最初作為最先進的工業品制造者,然後逐步把産業以資本輸出的方式轉移到後發國家中,自己越來越成為依賴金融服務業的食利者(2008年美國房地産金融部門引發的次貸危機、2010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以及2012年銀行業危機);這個過程從經濟上看是有利可圖的,但是從安全和政治上看卻會導致霸權基礎相對衰落,其間的背離達到不可持續的地步必將導致全球政治格局的重新調整。

 

 

        曆史上全球經濟重心的轉移首先是具有“生産性”部分的全球生産制造中心的轉移,從而使新興國家具備了進行後發追趕的模仿學習條件、大規模技術創新的産業基礎、組織全球生産的能力以及調動全球資源的實力,進而提升了新興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影響力與軟實力。

        過去100年來,美國和歐洲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就是從“生産性”向“非生産性”的蛻變。美國次貸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形成由來已久,是生産性下降、制造業萎縮、産業空心化、地區經濟競爭力下降、高福利模式弊端(歐)、過度消費(美)等弊病長期侵蝕的結果,是昔日全球霸主不可避免地走向沒落的生動寫照。

        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崛起的原因,正是通過對内改革和對外開放,釋放了内部活力,擴大了外部發展空間,很好地承接了全球“生産中心”的轉移。新興國家的崛起和美歐老牌發達國家的衰落,正應了中國的古訓,所謂 “成于勤儉,敗于奢侈”、“生于憂患,死于安樂”。

        3、世界經濟重心轉移帶來的政治、軍事後果:

        霸權國家日益衰落的經濟實力與仍然強大的政治軍事實力並存,新興國家充滿活力的經濟實力與仍然幼稚的政治軍事實力並存。

        21世紀全球爭霸出現新手段:經濟戰爭,貨幣戰爭,地緣戰爭,軟實力,巧實力。

        4、2018-2050年世界經濟重心演變的幾種可能情景:

        當前需要戰略性地對世界主要經濟大國未來30年的經濟發展進行預測,描繪出到2050年世界經濟的地緣格局。

        廣場協議簽訂前,日本GDP占美比重接近40%;中國當前GDP占美比約60%。按照6%左右的GDP增速再增長十年左右,即大約在2027年前後,中國有望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五、中國經濟大國崛起的挑戰與未來

        1、曆史經驗:世界新興經濟大國走向經濟強國的成敗借鑒

        曆史上幾次世界性經濟大國崛起對當時世界政治經濟格局都産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以足夠長遠的曆史視角來看,自世界地理大發現和工業革命以來,全球經濟霸權的爭奪就像一場永不停歇的錦標賽。

        世界新興經濟大國與世界經濟霸權國的三種關系模式:競爭對抗、合作追隨、韬晦孤立。

        世界新興經濟大國與世界其他新興經濟大國的關系模式。

 

        2、機遇與挑戰:中國能否持續進行經濟崛起?

        未來面臨的主要發展機遇和發展空間。未來中國經濟大國持續崛起面臨日益複雜的地緣關系。

        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挑戰:能源安全、新的國際地位、新的全球責任等。中國如何適應新的經濟大國角色和全球規則,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

        中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世界性難題?未來如何實現吸納3億農村人口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到哪里去尋找支撐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能源資源?如何從要素驅動的高速增長階段轉型邁向創新驅動的高質量發展階段?

        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内部制度障礙,持續改革的動力來自哪里?如何克服來自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實現“機會公平、過程參與、成果共享”的和諧社會?

        3、現實戰略選擇:中國如何從經濟大國走向綜合性大國?

        1)中國最大的外交關系是中美關系。中美關系的本質是新興崛起大國與在位霸權國家的關系模式問題,韬晦孤立、競爭對抗、合作追隨。從過去幾百年新興大國崛起的曆史來看,當前所面臨的貿易戰、經濟戰、資源戰、金融戰等都是無法避免、必須面對的,需要卓越偉大的領導人、凝聚人心的夢想願景、高超的戰略智慧、縱橫捭阖的外交布局、堅決靈活的執行力以及全方位的人才。

        2)制定新的立國戰略。改革開放40年,一方面中國在經濟規模上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另一方面在人均GDP、基礎技術、軟實力等方面還有很多差距,中國正處于戰略轉型期和戰略迷茫期。中國所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無非是新的立國戰略問題,即面對未來政治經濟形勢演化趨勢以及世界領導權更叠,爭取一種對我有利的長遠的戰略定位,類似當年英國的大陸均勢,美國的孤立主義,中國當年的韬光養晦。

        3)清醒冷靜客觀認識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繼續堅持三大戰略並保持戰略定力。在此次中美貿易戰之前,國内存在一些過度膨脹和過度自信的思潮。中美貿易戰無異于最好的清醒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在科技創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務、大學教育、關鍵核心技術、軍事實力等領域跟美國的巨大差距,中國新經濟繁榮大部分是基于科技應用但是基礎技術研發存在明顯短板。因此,我們應繼續堅持三大戰略:必須繼續保持謙虛學習,必須繼續保持韬光養晦,必須堅定不移地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外部霸權是内部實力的延伸,對此,我們要保持清醒冷靜和戰略定力。從這個意義上,此次中美貿易戰未必是壞事,轉危為機,化壓力為動力。

        4)推動五大改革,從國際新三角分工中突圍:在當前國際分工格局中形成的新三角關系(以美國為金融和科技創新中心,日德為高端制造業中心、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國家為中低端制造業中心),中國如何實現從“外圍”走向“中心”,從制造業中心走向創新中心和金融中心,從追趕走向局部領域領跑?

        展望未來,為邁向高質量發展,從國際新三角分工中突圍,五大改革亟待突破:通過地方試點方式,調動地方在新一輪改革開放中的積極性;國企改革;大力度、大規模地放活服務業;大規模地降低微觀主體的成本;防範化解重大風險,促進金融回歸本源,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

        5)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創世界美好未來:中國如何從全球視野出發構建自身發展的戰略體系,實現經濟發展戰略與政治、軍事發展戰略的良好配合,如何處理好新形勢下的内政外交關系。中國如何參與到全球治理中去,爭取更大的發展空間,承擔相應的全球責任。推動經濟全球化,堅定支持多邊主義,積極參與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創世界的美好未來。

        未來中國成為綜合性大國需要加大改革開放、勤修内政、增強實力,從經濟大國、政治大國、軍事大國、文化大國邁向綜合性大國、區域性領導大國、全球性領導大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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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吉利奧·杜黑,《制空權》,19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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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羅斯金,《政治科學(第九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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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劉易斯,《增長與波動》, 華夏出版社,1987。

23、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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