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1日 下午04:29 (香港時間)

香港宜先求不變再求進

日期:2018年01月11日 上午09:56

攻抑或守是戰略定位的首要決定。這種抉擇有別於選擇乘巴士抑或坐地鐵,可以那麼隨意;它無可避免受到客觀條件的製約。如果作錯了取捨,後果將會十分嚴重。香港的泛民在回歸之後,之所以沒法為港人爭取到半點民主,反而令港人的自主空間也得不斷減少,原因就是在這個關鍵的取捨上作錯了決定。

孫子說:「勝可知,不可為。」其意思是說。即使是一個善於作戰的人,也只能知道一場戰爭有沒有機會打得贏,而不能打贏一場客觀條件不具備的戰爭。香港的某些政治領袖,號召港人以無畏無懼的精神與中共對著幹,無異於叫港人去送死,並非負責任的說法。

有人或許會說,我的主張豈不是一如叫泛民自動投降或及早逃跑?其實,逃跑也可以是一種戰略。即使是毛澤東這樣一個好鬥的人,在革命初期,也只能不斷選擇逃跑,只是美其名戰略退卻吧了。

香港的反對黨,實力與中共懸殊,且一個在朝,一個在野,根本沒有條件作正面衝突。中共擁有對香港特區的製憲權,重要官員的任命權,以及頒佈在香港實施某些全國性法律等的權力;而香港的國防與外交更只能交給中央全權代理。可見,在這種情況下,香港的反對派仍不懂得節制,結果是鼓勵了一批年輕議員在宣誓就任時挑戰憲政的權威;喪失議席事小,連同立法會的優勢也失去就事大。可見不知進退是可以闖禍的。

其實,在回歸前,香港人最擔憂的是原有的生活方式可能出現大變。所以當鄧小平承諾,香港可以舞照跳,馬照跑,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之後,大部分香港人就心安了很多。香港人很清楚,對中共不能期望過高,能夠真正做到五十年不變,已非常不錯了。

很可惜,香港的泛民並沒有以大多數香港人的取態作政治定位,而是期望香港在回歸後出現大變。他們想把整套西方民主制度引入香港,而且設想得比西方的那套更加理想化。這就有點不切實際。

泛民雖然也會講烏龜和蠍子的故事,卻沒有汲取故事的教訓。他們似乎對蠍子的本性至今仍不太認識。其實,只要翻閱一下中共十九大的文件,就知道中共是如何看待自己所扮演的歷史角色。就算很有幻想能力的人,也不會相信,光憑泛民那種小吵小鬧的方式,就足以要中共容許泛民在香港推行西方式的民主。現實是中共早已把西式的民主視作足以破壞他宏圖大計的最大威脅。中共是絕對不會在這個問題上向泛民讓步的。除非泛民願意接受在中共指導下的,非個人主義的,而是集體主義的形式上的民主。

老一代的香港人,其實早有心理準備,共產黨來了之後,香港完全行西方民主制度的機會已是十分渺茫的。只是泛民說去爭取,所以才讓他們一試。只可惜,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基本已證明此路不通。反而導致港人的自主空間變得愈來愈小。如是才導致有人擔心,過度進取的策略不一定對香港有利;香港是不是應該先採取守勢,盡量先保住既有的自由,待條件成熟之後,才謀求政制上的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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