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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業經典】你不知道的張愛玲:曾在文華當編劇

日期:2018年03月13日 下午06:41

目前的中國民營電影企業(本文主要指以從事電影制作爲主,投資、發行爲輔的公司)呈現出一種全新的活力,華誼、光線、博納、萬達、樂視五大民營電影公司實力強勁,形成了第一梯度;工夫影業、北京文化、歡喜傳媒等依靠代表作後發制人,在電影市場跑馬圈地的公司,形成了第二梯度;更有衆多小公司入場,或是引入國外大片,例如基美影業、熙頤影業,或是孜孜不倦地拍攝系列片,形成了第三梯度.....

多方入局,各類不同背景的影視公司如雨後春筍一般冒了出來,市場的競爭愈發激烈,有人歡喜有人憂。目前電影公司們的活躍,不禁令人聯想起上個世紀新中國建國前電影公司的那一次建立熱潮。彼時,昆侖、文華、國泰如閃耀的新星般升起,而如今卻變成了曆史中蒙塵的明珠,漸漸被人們淡忘。但是目前影業的種種發展模式在當時均得到了探索,曾經的輝煌曆史,依舊可以給今天的電影公司足夠的啓示。

今天,就讓我們了解一下在1946-1949年新中國建國前,上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昆侖影業最強勁的競爭對手——文華影業。

在40年代末的上海,物價飛漲,衆多電影公司難以爲繼,甚至處在破産的邊緣,唯有文華一直都能保持盈利,那麽文華有著什麽樣獨特的制片方式呢?昆侖與文華,既有競爭也有合作,甚至一度走到合並的邊緣,那麽又是什麽樣的原因阻止了兩家公司的合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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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1949年,上海電影圈三大陣營

1945年至1949年之間的上海電影圈有著三股勢力,首先是國民黨老爺們的官營機構,抗戰勝利之後,衆多國民黨要員前往上海接收敵産,其中“中制”與“中電”是國民黨旗下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兩家電影企業;其次是頑強奮鬥的民營電影公司們,其中又要數昆侖、文華、國泰三家最具實力;最後是一幫遊擊片商,又被影史稱作“一片公司”,可謂是拍個片子換個名號,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此類公司大量存在,一般只爲盈利,不注重影片質量。

再來看規模比較大的幾家電影企業在1946-1949年間的拍片情況,民營電影公司“昆侖”1949年以前出品7部影片,“文華”出品13部影片,“國泰”出品29部影片,“大同”出品10部;國民黨官營電影廠,“中電”一廠出品7部,“中電”二廠出品17部,“中電”三廠出品14部。

從三大民營電影公司拍片的數量以及拍片頻率可以看出各個公司的創作風格的不同,其中,昆侖是相對的“慢工出細活”,在1946年至1947年之間只攝制了《八千裏路雲和月》和《一江春水向東流》兩部影片;文華得益于吳性裁所推行的現代企業式的管理辦法,效率與質量並重,旗下的《假鳳虛凰》是戰後除了《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外最賣座的影片,同時文華旗下另外的影片也是叫好又叫座;國泰就相對“粗制濫造”了一些,三年拍了將近30部電影,平均下來一年10部,將近1個月左右的時間就要完成一部電影,質量實在值得懷疑。

其中,昆侖具有紅色背景,背負著周總理的深切希望;國泰坐實了商業電影逐利者的角色,文華卻是比較不同,出片頻率比較穩定,既沒有太慢,影響資金鏈;也沒有太快,影響資本質量,這樣的拍片頻率與其制片方式分不開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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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與創作者的完美合作:克制又浪漫的小資情懷

說到文華的成功,就不得不提到它的創始人與創作團隊,其中吳性裁是投資者,陸潔是主要的管理者;而其創作團隊也以其獨特的輕喜劇風格(主要指桑弧影片的風格)使得文華的影片與昆侖的現實批判主義、國泰的隨波逐流截然不同,成爲戰後上海的一枝獨秀。

吳性裁與陸潔:再次聯手

吳性裁一直是一位民族實業家,在參與投身電影投資事業以前,曾經經營過顔料、膠片、照相器材等各行業的生意,因此他原始的資本積累相對來說還比較可觀。當20年代中後期上海電影界商機出現的時候,吳性裁當然也沒有錯過。彼時,大大小小的電影公司,如雨後春筍一般在上海冒頭,吳性裁也趕著潮流,投資建設了百合公司,誰知道這個潮流一趕就是一輩子。

百合公司初成,卻缺乏創作人員,吳性裁便收購了大中華影片公司,至此結識了陸潔。陸潔是制片領域的一把好手,在設定預算、控制成本方面十分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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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潔

1929年,羅明佑成立了聯華影業,吳性裁與陸潔的大中華百合同黎民偉的民新影片公司、但杜宇的上海影戲公司等等公司一道加入,在羅明佑原有的電影院線基礎上,這個團體形成了中國影史上第一家集制作、發行與放映的大公司。而吳性裁與陸潔所在的聯華二廠,在聯華後期也與羅明佑的聯華一廠呈現出不同的創作主張。

好景不長的是,戰亂扼殺了聯華的生機,但吳性裁即使是在戰時也參與投資、制作電影。隨著抗戰的勝利,隨著戰後上海電影業的複興,合作已達20多年的吳性裁與陸潔再次聯手,欲將文華推上巅峰。

不爲人知的是,相比陸潔“冷靜”的管理,吳性裁在投資上似乎更加“任性”,兩人的互補,或許是文華得以獨一無二的根源。在文華之時,陸潔較在聯華時又取得了進步,提出了“人員要精幹,藝術質量要高,生産周期要准”的制片方針。同時,陸潔嚴格控制影片的生産周期,要求“全部劇本、全部布景、圖樣拍戲日程表三項完全准備好後才開拍”,而且“開拍後非必要不改動”。引自《陸潔日記摘存》)

而吳性裁卻顯得“含糊”了些,在話劇名家曹禺爲文華拍攝處女作《豔陽天》之時,由于缺少臨場經驗,加之對每個鏡頭又是精益求精,完全不顧拍攝效率,制作周期也是一拖再拖。陸潔焦頭爛額,向吳性裁抱怨此事,“吳”講,“沒有關系,就照他的辦吧”。(原文出自《文華影片公司新片特刊豔陽天專輯》,轉引自金鐵木:《文華影業公司:1946-1949》)在《好夫妻》、《小城之春》等影片的拍攝上,吳性裁也秉持著如此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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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之春》截圖

尤其是《小城之春》的拍攝,《小城之春》的藝術成就雖在多年後得到了電影界的認同,但是彼時,“上座率之低,票房收入之慘淡,打破了文華建廠以來所有影片的紀錄”。而吳性裁原本投資《小城之春》的原因,首先可能因爲他與費穆的私人關系比較好,同時吳性裁很欣賞費穆的才華;其次,可能是因爲,吳性裁本人對藝術的追求,他此前就與衆多京劇大師交好,在電影藝術方面也有著獨特的鑒賞力;最後,吳性裁的資本積累比較豐厚,此前拍攝別的影片也積累了盈利,投資空間很大。正因爲吳性裁的寬容,才有《小城之春》這樣與當時整個電影圈都“格格不入”的作品誕生。而後世也證明了,當時的這種格格不入,是中國式的哀愁與詩意在銀幕上的首秀,與其他的商業電影、革命批判電影截然不同。

苦幹劇團與當紅女作家

除了創作者與管理層爲文華鋪路之外,文華的創作團體也十分給力。彼時的文華聚集了桑弧、佐臨、曹禺等一批話劇精英,同時也有張愛玲這樣的上海灘當紅作家加入。

在文華的創作團隊中,首當其中的就是其中的“苦幹劇團”成員,劇團中包括佐臨、石揮在內的成員都成了文華的中流砥柱。而佐臨濃厚的文學功底與編劇能力也使得他在文華創作的影片(《夜店》、《表》)敘事結構極強,同時關注社會現實,反映最底層人民的苦難,在主題、結構上十分吸引觀衆。

在實力強硬的苦幹劇團之外,當紅女作家張愛玲也在文華的創作團隊之中。世人皆知張愛玲,同情她的癡情,卻又羨慕她的熱烈,但是世人所不知的是張愛玲也是一位出色的編劇,與文華的導演桑弧一起,打造了40年代後期的經典“都市愛情片”,而桑弧在後續的創作之中也延續了這樣的創作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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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弧與張愛玲合作了《不了情》、《太太萬歲》、《哀樂中年》等影片,難得的是,這些影片都取得了不錯的票房成績。1947年,《太太萬歲》在皇後和金城大戲院放映,觀衆人數達到了15萬人,同年桑弧導演的《假鳳虛凰》上映,成爲過去專放美國影片的上海一直遠東第一大豪華影院——大光明大戲院的票房冠軍,觀衆人數近17萬人。(引自汪朝光:戰後上海國産電影業的啓示)。而《假鳳虛凰》也成爲了戰後除《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外最賣座的影片。而文華也隨著這類片子的熱映,在觀衆的心中構建起了其影片的都市輕喜劇形象,有了品牌特色。

昆侖與文華的相愛相殺

40年代後期的上海,最出色的兩家電影公司,就屬文華與昆侖了。兩家公司的作品雖然在市場上有著競爭關系,但是兩家公司卻有著些許合作關系,甚至差一點就走到了一處。一方面,文華和昆侖合用原聯華影業公司在徐家彙的攝影場。另一方面,昆侖的大股東夏雲瑚在撤資之前曾經一力主張將昆侖歸于文華麾下,幾乎要談攏,但最終還是沒有成功,可能主要因爲以下兩點。

首先是兩家公司資本構成的背景不同。文華是吳性裁獨資成立的,而昆侖的資本構成則相對複雜一些。當聯華影藝社與昆侖影業完成重組之後,昆侖影業的資金主要由三部分構成,其中夏雲瑚占六成、任宗德占三成、蔡叔厚占一成。夏雲瑚與任宗德是來上海的川系實業家,蔡叔厚的這一層可不簡單,他這一層是代表中共地下黨出資的。因此從昆侖影業的資金構成來看,其背後的關系較爲複雜,昆侖影業也承擔著一定的政治期望。

再是,兩家的影片風格大不相同。昆侖的作品現實批判色彩濃厚,文華的部分影片則比較有“小資情結”。這也是昆侖主創人員之一陽翰笙堅決反對兩家公司合並的原因。

最後,最根本的原因,兩家制片方式不同。昆侖雖然是“慢工出細活”,但是影片的預算幾乎不可控制。反之,文華在陸潔的整體把控下,影片的拍攝比較有計劃,在較長的時間內均保持著盈利。當吳性裁想要把昆侖收入囊中,用現代化的辦法加以管理之時,遭到了昆侖大部分創作人員的反對。吳性裁自身資金充足,他在選擇合作夥伴之時也是慎之又慎,此前有羅明佑(原聯華創始人)、李麗華(《假鳳虛凰》演員)、陶伯勳(原聯華股東)等人欲入股文華,都遭到了吳性裁的拒絕。昆侖作品畢竟質量高,吳性裁好不容易看中了昆侖,無奈雙方對于未來合作實在談不攏,只好放手而去。

令人噓唏不已的是,兩家公司雖然在此時擦肩而過,卻在建國後還是歸到了一處。1952年,建國後第三年,長江、昆侖、國泰等多家民營制片廠背負著巨大的債務危機,紛紛難以爲繼。長昆、文華、國泰等7家民營制片廠在上海市文化局的主持之下組成了國營性質的上海聯合電影制片廠。次年,上海聯合電影制片廠與上海制片廠合並,沿用上海電影制片廠之名。後來,上海電影制片廠經過多年的發展,就變成了今日的上海電影集團。

文華與昆侖,這兩家公司曾經在岔路口無數次相遇,又無數次擦肩而過,終于還是在滾滾而下的曆史長河中混爲一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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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華制片對現今電影企業的啓示

總之,說到文華的成功,投資者與創作者的合作功不可沒,同時文華影業也提醒當今的電影企業們,爲影片做好詳細的拍攝計劃,確切的拍攝安排可以避免風險。同時,吳性裁的相對“任性”,也是促使《小城之春》、《豔陽天》等影片誕生的原因。

再回到一枝獨秀的《小城之春》,可以說是當時獨一無二的藝術電影了。歐洲與美國雖然商業電影林立,但是藝術片與先鋒實驗電影卻形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浪潮,在中國主流的電影史之中,卻始終缺乏這樣大膽的先行者,《小城之春》可以算作一例。

幸運的是,當今的中國獨立電影界呈現出一種蓬勃發展的態勢,展示了一種全新的生命力。文晏的《嘉年華》提名了第74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拿下了第54屆台灣電影金馬獎的最佳導演獎;馬莉的《囚》一舉拿下了包括第54屆台北金馬影展金馬獎的最佳紀錄片在內的三項大獎;《西小河的夏天》提名了第22屆釜山國際電影節新浪潮獎,拿下了KNN觀衆選擇獎;趙婷的《騎士》提名了第33屆美國獨立精神獎的最佳影片、最佳導演......還有更多的中國影片以一種全新的姿態,衝上國際,去展現中國電影的藝術力與生命力。

同時,阿里影業的A計劃;中國電影導演協會和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影局共同打造的青蔥計劃;合一影業與香港電影節聯合舉辦的首屆早鳥計劃等衆多青年導演發掘計劃,也爲新的創作者們提供了新的機會。另外First電影節、浙江青年電影節、平遙臥虎藏龍國際電影節等衆多電影節也爲青年導演們提供了展露頭角的平台。現今的中國電影正以一種嶄新的活力走上了崛起之路。

■ 作者|施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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