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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解碼】壹場每天只工作6小時的社會實驗 為何瑞典最終宣告放棄?

2017年01月09日 下午10:45


時間:4月18日(周二)
地點:香港JW萬豪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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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工作6小時而收入又穩定,相信是不少打工仔的夢想,特別是提倡「工作生活皆平衡」的今天,工作不是人生全部,工作以外,人尚生其他生活。與家人及朋友相聚﹑做做運動,還是個人在家中獨坐﹑發呆放空,仍是個人生活上的選擇。總之在工作之外,人有其私人空間﹑生活環節等。所以每天工作6小時,又豈不會讓人贊成?但現實上贊成此方案者不多,因涉及的成本太高。反對此方案者是英美等偏好市場化的國家?不,而是被視為支持福利社會的瑞典。
 
員工願意長時工作,被視為熱愛工作及對公司忠誠的表現,同時以往員工是相信多勞多得,長工時可以增加收入。這現象特別在以件工計算或時薪計算的工作更明顯。記得筆者在中學畢業後曾到工廠擔任暑假實習,工資為每小時20元。當年在大家樂吃壹餐午飯還不到20元,所以20元時薪已屬不俗。加上當年筆者並無太多活動,只在假日與同學或朋友踢踢足球,若加班既可以多獲數小時時薪,工廠亦為願意加班的員工提供晚膳,所以當年日做13小時,壹周工作6至7天亦在所不惜。
 
然而年紀漸大,且無償加班之風興起,除了政府機構的大叔大媽賺取額外的加班補貼,其他打工仔無不對加班深惡痛絕又十分無奈。
 
而北歐國家瑞典便在1990年中後期開始進行實驗每天只工作6小時,其中在北部小鎮基努那便開展了16年的實驗,實驗結果是毀譽參半,最終該北部小鎮放棄了每天工作6小時的安排,因為涉及的成本太高。另壹個有份開展相關實驗的城市歌德堡,經過兩年後最終放棄了有關安排。該市的老人之家為了減少68位護理員的工時,因此歌德堡需要額外付出220萬美元來聘用17名員工。
 
筆者作為打工仔當然支持縮短員工工時,特別是在制造業基本上已經是全自動化,同時服務業的核心理念更加以個人化的今天而言,縮短工時提升工作效率是相當重要,但是將工時縮減至6小時,特別是服務業又是否適合?實在是值得商椎。長者之家等服務業既需要服務提供商提供貼心服務,但是亦需要服務使用者對服務提供商的信任。每日廿四小時,每名員工工作6小時,即每日有4班員工。期間服務使用者會接受4名服務提供商服務,服務使用者如何對服務提供商感到信任?服務提供商又如何可以掌握到服務使用者的喜好?所以工作時間太短,未必是適合安排。
 
香港設立最低工資多年,筆者視之為德政,當然坊間有不少意見指出,最低工資會對香港競爭能力帶來損傷,又指出會對個別原來可以聘用年紀較大人士的行業帶來負面影響。比如雇主因為最低工資更願意請效率更高的年輕人,令年紀較大的人士失去工作機會,陷入老年貧窮機會更大。有的公司為了規避此規則「另辟蹊徑」,2003年曾有壹宗新聞,指出有外判清潔商,以平均時薪7元來聘用長者來清潔公廁。真是令人無比痛心,對這樣榨取弱者的企業,亦感到極為討厭。
 
但是對於最高工時,筆者則應同可以彈性處理,個別工種確實可以訂立壹個清晰的最高工時,如制造業相信可以有效地實踐最高工時,因為在每個群組員工離開後,下壹群員工接手時相信在銜接上不會出現太大問題。但是服務業為主的行業,對工時作出限制是不可能。筆者本人就是壹個媒體記者,難道有突發新聞,我卻能夠因工時到了就轉頭離開,這絕對違背了職業道德。

對此合理的處理辦法就是,采取彈性上班時間,訂立較高的加班費便可以。筆者不希望香港如日本壹樣,過勞死現象頻發,或是有員工因不堪重負而選擇自殺,這絕對是社會之惡。要定訂立對勞工保障的措施,未必壹定要強行立法,但是壹定要好好了解各行業的特性,並且鼓勵雇主與勞方之間多間溝通,找尋其他解決方法。

記者| 張偉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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